德国的“两国性”

1945年后，德国只有一部分地区在民主问题上获得了第二次机遇：西部地区。1948年到1949年，美、英、法占区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州议会的代表在波恩的议会委员会上制定了一部宪法，它吸取了1919年帝国宪法构架错误和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二个德意志的民主政体应当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议会民主政体，有一个强势的、必须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即同时选出继任者——方可罢黜的联邦总理以及一个权力有限的联邦总统。与魏玛共和国不同，这里并未规定由民众进行的竞争性的立法。基本法准备好了与民主的公敌斗争，直至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剥夺基本权利或禁止违反宪法的党派。国家基础得到巩固，使其不受即使已达到可修改宪法的大多数人意志的影响，也就是说， 1933年那样的“合法”取消民主的事件不可能发生了。

德国西部从德国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中吸取了“反极权主义”的教训，而德国东部，包括苏占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却满足于“反法西斯”的结论。它是为马列主义特色的一党专政的合法化服务的。与纳粹统治基础的决裂主要是走阶级政治的道路，通过剥夺大地主和工业家的财产来完成的。而曾是纳粹 “追随者”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证明自己。前纳粹党“党员”在“非纳粹化”结束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在民主德国也不乏其人。不过和联邦德国的情况相比，他们的数量还是较少，情节也不那么轰动。

回顾过去，如果联邦德国没有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即20世纪最长的繁荣时期，就几乎谈不上什么“联邦德国成功史”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首任联邦经济部长路德维希 · 艾哈德（Ludwig Erhard）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成功，从而拥有了合法性，它使得迅速接纳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苏台德地区和中东欧及东南欧其他地区的近800万被驱逐出境的德国人成为可能，它还为缓解阶级和宗教矛盾，限制激进党的吸引力，使民主大党，先是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而后是社民党（SPD）发展成为全民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繁荣自然也有其政治和道德阴暗面：它轻易地使得许多联邦德国公民既不反省自己在1933年至1945年所扮演的脚色，也不让他人帮助自己反省。哲学家赫尔曼 · 吕布（Hermann Lübbe）称这种应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方法是“交际性的沉默”（并且认为这对西德民主的巩固是必要的。）

在魏玛共和国，右翼是民族主义的，左翼是国际主义的。而在联邦德国则有所不同：在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 ·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下的右翼中间力量力求推行重回西方以及西欧超国家融合的政策；而温和左翼，在其首任战后主席库尔特 · 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和他的接班人埃里希 · 奥伦豪尔（Erich Ollenhauer）领导下的社民党，则采取鲜明的民族方针，要求德国统一优先于融入西方。直到1960年，社民党才接受了1955年使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西方条约的现实。想要接过联邦德国的执政大任，社民党必须走出这一步。只有在接受西方条约的基础上，它才能在1966年以副手的身份进入大联盟政府，并于三年后在第一任社民党联邦总理维利 · 勃兰特（Willy Brandt）的领导下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从而使联邦德国得以在东西方缓和中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即使在法律上并非毫无保留的）为与波兰的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并与民主德国建立了以条约为基础的正常关系。同样，1971年四个占领国达成的关于柏林，不过事实上只涉及西柏林及其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四大国协定》，如果没有两个德国中较大的那个重归西方，这也是没有可能的。

社民党及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勃兰特-谢尔政府所签订的东方条约（1970-1973）要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对1961年8月3日建筑柏林墙所导致的德国分裂加深的回应。在统一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情况下，对联邦德国来说，重要的是使分裂的后果可以承受，从而确保整个民族的团结。恢复德国的统一一直是联邦德国正式的国家目标。但是对于再次出现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期望，在缔结东方条约后不断下降——与年长一辈相比，西德年轻人的期望值降得更多。

但到了80年代，战后秩序逐渐风雨飘摇。1980年波兰成立独立的“团结工会”，而后于1981年底颁布战争法，从此东方阵营开始出现危机。直到三年半后的1985年3月，米哈依尔 ·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这位新任的苏共总书记在1987年1月表达了完全是革命性的认识：“我们需要民主，犹如呼吸需要空气一样。”这个信号激励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民运人士。1989年秋，东德的抗议浪潮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几乎只能通过苏联的军事干预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准备这样做。结果是东柏林党的领导层向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投降：1989年11月9日，象征着不自由的柏林墙倒塌了，正如两百年前1789年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被攻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