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ischen Staatsform und Lebensprinzip
民主

国家体制与生活原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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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 Friedrich

Carolin Friedrich

地方代表

每当Carolin Friedrich在早晨上班的路上经过里德贝格文理高中的现代化建筑群,看到它的玻璃外立面和开放的建筑风格,都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这所学校正是我积极投身政治的原因”,她说,她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北部两个城区的地方咨询委员会主席。因为2009年时Carolin Friedrich一家面临着一个问题:她的二儿子没有文理高中可上,所有的学校都招满了。“对学生数量的预判是错误的,缺额多达数百”,Friedrich说。

她想做些什么,想要积极行动,于是转向地方咨询委员会,她称之为“民主大组织中最小的细胞”。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贴近人们的忧虑、愿望和问题了。这个经选举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本城区居民的所有关切:增设的交通灯,街道命名,幼托机构,游戏场所,绿地,当然还有学校。地方咨询委员会有自己的预算可供支配,较大的问询则上传给法兰克福市政府处理。因此它类似一个服务于直接生活领域的议会,远离柏林的联邦政治。“我很幸运”,Friedrich说,“地方咨询委员会支持了我们的努力并把它上传,市政府做出了反应。”法兰克福百年来第一所新的文理高中开放了,比预期要早得多,虽然还是在临时性的集装箱房屋中。如今这所双语文理高中已被视为法兰克福最有抱负的学校发展项目。

一个人得到请求,就不会回避

“为了有所回报”,2011年Carolin Friedrich参加了地方咨询委员会的选举,2012年成为委员会主席。“事实上,因为某个单一的议题而投身政治并且从此留下,不算常见”,Friedrich说。因为这个志愿服务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也并不总是能获得里德贝格文理高中这样的成功。“但值得付出”,Friedrich说,“参与构建就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和Carolin Friedrich一样,德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协会、倡议行动或市民议会中为民主付出努力。这正是《基本法》70周年之际的一个好的信号,该法第20条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制国家”,“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而这也意味着,民主有多强大,要看为之付出的人有多少。

“一个人得到请求,就不会回避”,这是Claudine Nierth的发现。作为“更多民主”协会的联邦理事会发言人,52岁的她因此而致力于促进德国的公民参与,尤其是在联邦层面。目前在这一层面上民众还无法提出公民表决提案。而在全部16个联邦州里,民众都可以就州政策议题提出表决动议。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7条规定,在联邦层面提交请愿是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各州宪法也承认了这种请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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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ne Nierth

Claudine Nierth

活动人士

有一位女性在几十年为德国民众争取更多参与决定权的努力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她就是汉堡的Claudine Nierth。这位女艺术家16岁时在从乌尔姆到斯图加特之间的某处参加了人链活动,抗议20世纪80年代补充军备过程中美国核弹在施瓦本侏罗山部署。这条人链长达108公里,人们肩并肩手拉手。一架直升机来回巡视,忽然喇叭里响起:“人链组成完毕。”正是在这一刻,Claudine Nierth想到:如果我现在松手,就会出现一个缺口。“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是社会的重要一环,至关重要的一环”,她说。这一刻可能影响了她整个生活。此后Nierth投身于德国活跃的、直接的民主。

一个人得到请求,就不会回避

在这位52岁的女性看来,每四年投一次票远远不够,“要求真的太低了”,她说。1998年起Nierth担任“更多民主”(Mehr Demokratie)协会的发言人,该协会致力于争取公民投票和联邦层面的公民直接参与。2018年5月Claudine Nierth以其努力获得了联邦十字勋章。Nierth承认,自己作为个人也有自私的一面。她喜欢购物,喜欢开车,喜欢环球旅行。“但我也是公民,作为一位公民我愿意为大众尽公民义务”,她解释说。这时候她就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她看来,如果大家共同放弃,也就更容易自我限制。她希望民主时刻越多越好。

这正是“民主公民委员会” (Bürgerrat Demokratie) 努力的目标,这是一个效仿爱尔兰的,在德国独一无二的模范项目,2019年,它由“更多民主”协会与Schöpflin基金会启动,nexus研究所和IFOK研究所负责实施:项目启动时随机通知和邀请了160位公民。这个委员会旨在反映民众的构成,即反映持有各种不同看法和价值观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迷你德国。他们将一起讨论,提供咨询,以及为政界提出建议。Nierth相信,越多的人被纳入进来,他们对政治的回避就会越少。

“一个人得到请求,就不会回避”,这是Claudine Nierth的发现。作为“更多民主”协会的联邦理事会发言人,52岁的她因此而致力于促进德国的公民参与,尤其是在联邦层面。目前在这一层面上民众还无法提出公民表决提案。而在全部16个联邦州里,民众都可以就州政策议题提出表决动议。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7条规定,在联邦层面提交请愿是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各州宪法也承认了这种请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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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tom Zemicael

Habtom Zemicael

企业职工委员会

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在企业中,倾听员工的声音,让他们能够参与讨论,也非常重要”,Habtom Zemicael说。将近半生时间,他都在为维护同事们的权利而努力。55岁的他是西门子股份公司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西门子是德国最大的、销售量最高的公司之一。为此他十年前就放下了自己作为机械制造师的本职工作。“我小时候,我父亲曾在厄立特里亚做过这样的工作。他是自告奋勇的工会工作者,虽然雇员不允许正式组织起来,但他还是把人们团结到一起,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在德国,拥有五名及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原则上雇员都拥有权利选举组建一个企业职工委员会,在雇主那里代表雇员的利益,监督雇主是否遵守劳资协定或企业协议,并在劳动时间以及工休和度假要求等方面拥有参与决定权。“企业职工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民主组织”,Habtom Zemicael说。他是彻彻底底的民主派,个人投身于厄立特里亚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和自己的养老保险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民主在我们社会的每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平共存。”他在儿童时代经历过没有民主的生活,因此如今他非常有意识地推动民主。

民主是和平共存的唯一道路

这种对民主的有意识推动获得了德国政府的支持。2015年起德国政府通过“推动民主”项目促进公民社会的努力,2019年投入资金超过1亿欧元。各类组织可以提出申请,以可持续地促进民主和多样性。至今人们已经提交了1000多个项目点子。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个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的项目还通过一种活动检查清单来迅速提供指导。参与的可能性有多种:在家还是在外?或是在大学里?定期还是偶尔为之?单独还是团队行事?很快就能筛选出合适的活动。

“民主是和平共存的唯一道路”,Habtom Zemicael对此深信不疑。25岁的他是西门子股份公司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在德国,《企业组织法》规定了雇员拥有参与决定权,企业职工委员会每4年选举一次,委员的人数视企业规模而定。一个德国特色是:雇员超过500人的股份公司,监事会的三分之一必须由雇员代表组成;雇员超过2000人的公司甚至还必须遵守平等参与决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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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Sohl

Tom Sohl

州立学校发言人

18岁的Tom Sohl来自卡塞尔,他早已找到了自己的议题领域。他从小学开始就已致力于使人们征求和倾听学生的意见。他起初担任班级的发言人,而后担任自己学校的发言人,2019年6月起成为黑森州州立学校发言人。即将高中毕业的他如今活跃在州学生委员会中,还曾担任黑森州教学内容专业委员会主席。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比自己的同学们要忙碌得多。他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州议会中,与政界人士和州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会谈。“学校是我们积极体验民主的第一个地点,我们在这里形成民主意识,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就在这里定向”,Sohl说。对于他的任期,他有不少打算。

越早征求我们的意见越好。必须在学校里就教会我们民主,以避免我们日后在社会里产生反民主思想

他希望能改变黑森州的学校会议,这是每所学校的最高委员会,其中半数成员为教师,半数为学生和家长代表,学校领导层也有一票。“学校领导往往支持教师。即使在某一次投票中所有家长和学生都持同一个意见,教师和学校领导层还是能够在投票中压倒我们。我觉得这样不公平。”Sohl希望投票权能够平等分配。“我们必须寻求更多的妥协,但我们学生是受影响最大的。倾听我们的意见并认真对待,是很重要的。” 

“越早征求我们的意见越好。必须在学校里就教会我们民主,以避免我们日后在社会里产生反民主思想”,Tom Sohl说。18岁的他是黑森州学校发言人。德国16个联邦州中都有州学生代表委员会,代表学生的利益与各自的州文化部或州议会中的政党交涉。此外他们还定期汇聚在联邦学生大会,以共同讨论具有跨地区意义的教育政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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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riele Wenner

Gabriele Wenner

妇女部主任

倾听所有人的声音,在Gabriele Wenner眼里同样也是民主的核心。她是法兰克福妇女部主任,致力于联网合作,也包括国际联网。她是欧洲地区与乡镇理事会性别专家小组成员,曾参与了欧洲性别平等宪章的起草。她认为德国在女性促进和平权方面恰恰应当学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一些做法:“因为《基本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且国家有义务推行这种平等。”

对我来说,民主意味着所有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和关注

2019年正是妇女在德国有史以来首次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0周年。这是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发生了更多改变。多年来德国高中毕业生中女性已多于男性;女性工作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但Gabriele Wenner谈到自己日常工作的话题还是会生气,虽然她平时喜欢大笑,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别人。“女性仍然总是承担护理和儿童照管的大部分工作,拿到的报酬仍然低于男性,而且更容易陷入贫困。”她所在的机构致力于使女性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就业和晋升机会,使女性在经济界、行政管理界和政界获得更多参与决定权,使女性能够随处行动而免于恐惧。“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Gabriele Wenner说,“但我们不能停歇。”否则德国一些领域的参与决定权会面临倒退的危险。“我们必须每日不停,以越来越多样的手段,使我们国家真正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权利和可能性。”

“对我来说,民主意味着所有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和关注”,Gabriele Wenner说。55岁的她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妇女部主任,致力于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机会。“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同样的东西,它更多地是要承认不同需求的存在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德国的第一个妇女部1982年在科隆成立,如今所有大中型城市中都已经有了这一部门。平等专员在联邦州和联邦层面代表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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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Stäritz

Andrea Stäritz

选举观察员

参与讨论的权利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在Andrea Stäritz看来也是民主的基石。“我在这里可以介入,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同样应当可以这么做。因此我积极投身担任选举观察员”,这位柏林记者说。受欧盟和欧安组织委托,Stäritz每年有一两次真正出现在投票箱旁,记录选民是否能够不受影响地投票、人权和选举法是否得到遵守。“这是我对于民主化和安全保障的贡献”,她说。

 

选举是一项人权

Stäritz刚刚从突尼斯归来,2019年10月她在那里跟踪总统选举,在港口城市斯法克斯观察选举站。“一次紧张的选举”,她说,“一个因为寻求不同方向而被撕裂的国家。”青年选民一开始持观望态度,但最终还是走进投票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为民主投下了重重一票”,Stäritz说。

作为选举观察员,她已经到过十几个国家,见证面临重大决策关头的社会:2019年在尼日利亚,2018年在马里和塞拉利昂,2016年在加蓬。自2002年以来,简称为ZIF的国际和平行动中心受德国外交部委托已经介绍了5000多名德国人参加选举观察使命。这种使命最重要的特征是:选举观察员搜集信息,但不介入事件。这些团队与公民社会组织、媒体、政党和选举机构建立联系,分析政治、安全局势和选情。“我们观察:这个国家处于什么情况?我们如何支持民主化?欧盟或欧安组织的项目是否有意义?” Stäritz说。而选举观察不仅仅在正在建设民主的国家中进行,欧安组织同时也向德国和美国派出了选举观察员,关注点包括竞选中的机会均等和媒体报道等。

和人们通常想的不同的是,选举观察既不以判定结果合法性为目的,也没有得到这个授权。但如果出现严重违规的情况,则可能对该国施以贸易制裁甚或中断外交关系。Stäritz从她为民主投入的努力中得到了正能量:“我的工作给了我另一种平静,即使面对德国的问题也能冷静沉着。我告诉自己,民主是脆弱的,违法的事全世界都在发生。我们必须直面挑战,投入公民社会的努力。我在行动。”

“选举是一项人权”,61岁的女记者Andrea Stäritz说。自2004年以来这位柏林人应欧盟或欧安组织委托每年在全球观察一到两次选举。她说:“在工作过程中我体验了许多国家的关键性时刻。作为选举观察员,我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民主化和安全保障做出贡献。”邀请观察员前来可以在国际外交上赢得很大的可信度,但决定性的还是看观察团的建议在选举后的实施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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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as Medoff

Jumas Medoff

主席

民主的脆弱性也是Jumas Medoff的体会。“民主是珍贵的,但它不是自动的。许多人都以为它是既有的,但其实每个人都必须为此做出贡献”,他说。他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区外国人代表委员会(KAV)的主席,出生在阿塞拜疆,他花费很多时间说服来自外国社区的人们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参与努力。“并非人人都必须活跃在政坛上,但还是需要每隔几年动一下,去投个票“,他说。法兰克福居住着来自180个国家的人,这里的半数居民拥有移民背景。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民众在德国没有选举权。他们在城市里的代表和发言人就是KAV:它被称为“移民议会”,可以指出不足、提出改善建议,并介入与外国人相关的问题,例如外国人管理局的等待时间、多语种的护理人员,或是改善德语课程的愿望。

对我来说民主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生活的可能

令Jumas Medoff倍感骄傲的是,这个由37位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颇有成果,从动议、征询和活动组织来看在德国也属于最活跃的一类。不过38岁的Medoff仍表示:“如果住在这里的人们都能够直接参与地方政策的决策,KAV不再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我们会感到很高兴。”因为在Medoff看来,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水或油。“参与决定权和人的潜力,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样都利用好,我们就能为我们的国家打造美好未来。”

“对我来说民主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生活的可能”,Jumas Medoff说。他是地区外国人代表委员会(KAV)的主席,该机构为法兰克福所有拥有移民背景者发声。因为在德国只有德国公民才能参加乡镇地方、州和联邦的议会选举。欧盟成员国公民是例外,他们可以在乡镇地方层面参与决策。在德国有超过400个移民咨询委员会代表近1100万外国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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