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后的一切奠定基础”

四位参与起草《基本法》的女性被称为“基本法之母”。维克曼女士，“基本法之母”的意义何在？以及她们对德国的平等产生了什么影响？

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伊丽莎白·塞尔伯特而言。没有她，就不会有《基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男女平等。”如果没有这一条款，那么后续其他步骤也缺少了基础。

是什么使四位基本法之母团结在一起？

在议会委员会的 65 名成员中只有四名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促进团结的因素。此外，四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都表现得非常活跃，海伦娜·韦伯甚至还是魏玛国民议会的议员。四人都在纳粹统治下饱受苦难，三人失去了工作，只有伊丽莎白·塞尔伯特还能继续从事律师工作。

还有其他不同点吗？

当然有。海伦娜·韦伯和海伦娜·维瑟尔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天主教政治家，她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对方。弗里德里克·纳迪希和伊丽莎白·塞尔伯特则是社会民主党人。她们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为不同的事业而奋斗。例如，海伦娜·维瑟尔和海伦娜·韦伯致力于保护产妇。海伦娜·韦伯和弗里德里克·纳迪希建立了同工同酬联盟，但没有成功。弗里德里克·纳迪希为非婚生子女的权利奔走呼号。伊丽莎白·塞尔伯特奋斗在争取平等的第一线。这就是我在书中主要论述的内容。

伊丽莎白·塞尔伯特是如何在重重阻力中找到坚持自己事业的力量？

她自己也说过：“我手中握有权力的一角，我在全方位地利用它。”在其他场合，她谈到了自己在“调节杠杆”上。我认为，这种“我真的可以有所作为”的意识给了她很大的力量。

您认为伊丽莎白·塞尔伯特会如何评价《基本法》生效 75 年后德国的平等现状？

当然，这只是揣测。我猜测：一方面，她会对许多发展充满热情。伊丽莎白·塞尔伯特出生时，妇女还不能学习，她年轻时，妇女还不能投票。当她自己终于进入大学时，法律系有 350 名男生，和四名女生。当她当选黑森州议会议员时，妇女的占比仅为 6.7%。如今，这个数字是 31%，联邦议院的情况也差不多。她在那里做了很多事。

您对此有何评价？

我认为有些事情可能会让她们失望。女议员占比 31%，还没有达到 50%。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说过一句话，呼吁妇女真正利用她们的新机会。她们现在拥有所有权利，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进入议会。

编写这本书是否改变了您自己对德国平等的看法？

当然，我非常感谢像伊丽莎白·塞尔伯特这样的女性为我们取得的成就。与我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相比，我拥有完全不同的机会和可能性。尽管如此：环顾四周，几乎所有的妈妈都在做兼职工作，包括我在内。因此，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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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维克曼出生于 1979 年，与家人居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她的小说《坚定不移 (Die Unbeirrbaren)》将“基本法之母”的生平与一个虚构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位在议会委员会担任秘书的年轻女性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伊丽莎白·塞尔伯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