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们这里要迅猛得多”

古思亭女士，我们向您提出采访请求时，您正在中国。您当时是否正在进行职务旅行？如果是的话：您在那里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正在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途经北京、上海和香港。我与同事一起会见了中国的企业创业者、大型IT公司员工以及中国记者。

作为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社会与媒体课题研究团队负责人，您正在从事“信息化中国”课题的研究。中国的数字化有何特殊之处？

在中国，数字化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要比在西方工业国家更为迅猛。因为这一进程在许多领域都遭遇实体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再加上对技术的崇拜在中国社会平均看来要高过德国等地。而数据保护意识才刚刚萌发。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线服务和在线通信非常方便，往往也比现实生活中令许多人感觉过于复杂的社交关系更轻松。

与全球的发展相比，中国有什么独有的推动力？

单个行业之间及其和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网发展要比西方工业国家更为快速激进。由此出现了微信等新型的在线服务和集成平台，通过这些集成应用，用户可以管理自己的银行账户、叫出租车、监控心率，还能看到朋友最新推荐的餐馆。

中国数字化的发展处在国家管控和独立私人IT公司的张力场中。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成功的？

当然，独立的私人公司也与国家部门紧密联系，并有赖于后者的支持。迄今为止尚未有大的利益冲突。但如果中国的IT政策在安全政策方面更进一步，例如全面推行软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则中国IT公司的经营空间可能会受到限制。

数字化对中国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数字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机会，例如在工业4.0领域，但由此也对作为经济体系重心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挑战。从政治领导的角度看，这一趋势同样令人喜忧参半：互联网为共产党领导层带来了新的管控可能和反馈渠道，但政府的信息垄断却也不断被博客所突破。不满的工人和城市居民也使用社交媒体来迅速而较为隐蔽地组织抗议活动。总的来说，数字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更新、更好的服务，却也因其迅猛的发展速度而隐藏着危险，亦即令人们失去生活中心和与现实的联系。像在日本一样，所谓“宅”的数量急剧增长 -- 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几乎不离开住处，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中的年轻人。

刚刚阿里巴巴的上市带来热议。中国的IT企业有怎样的国际雄心？

雄心巨大！他们想要开发新的国外市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IT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他们也已涉足西方工业国家的市场，尤其是靠通信平台，但也靠电信技术。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成立于2013年，是全球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与知识传播机构之一。从您迄今为止的工作来看，您能提出哪些行动与战略建议？

我们必须要能接受由中国不同利益团体所招致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一种更清楚、简单的理解名义去消解它们。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各种中国行为者的官方说辞，但也要一直追踪，并要就此与我们的对方不断对话。对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进行系统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最新的话题和发展，并观察公众内部对某一个话题的不同立场。

您也关注其他一些话题，如中国的足球或雾霾，或是艺术家艾未未。您从何处获取信息？您与中国的联系如何？

我们的工作基于对中国信息来源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系统观察与评估。同时与中国专家以及与各行各业和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的定期联系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比如我会与记者、IT企业家交谈，也会与青年农民工交谈。我在担任记者时建起了一个网络，如今可以利用它。我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或者通过定期造访，亲自维护这些关系。

在到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工作之前，您在2007年到2011年间在北京为德国媒体作报道。您对中国数字化发展有哪些个人体验？

作为记者，我对社交媒体兴起的体验颇为两极分化。能从目击证人或“公民记者”那里获取他们从事故地点或示威活动中以闪电速度发送的信息，自然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我就不必仅仅依靠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或海外网络有时是推测性的报道。但对于这类信息，我也必须特别小心地查证，而查证往往也只有借助尽可能多的信息来源才有一些可能。 ▪

采访：Martin 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