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转向

当不久前《德国金融时报》这样一份优质报纸从传媒市场消失时，这只是公众舆论结构变革的一个特别明显的征兆。这一变革发生在许多层面，改变了我们总体的社会存在。记者们必须与“公民记者”和博主们分享公众舆论的关注点；免费报纸服务于信息“自由流动”的期待；而且，年轻人中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只在网络中“在线”了解信息。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大多数德国媒体公司不是保守地对这种媒体转向做出反应，而是认识到，印刷类报纸的结束不一定就意味着新闻业的终结。谁若是看一下大的媒体公司，就马上能发现，在那里，在线编辑不只是平等地坐在传统的记者身边，而是已经开始定调了。但是，这将往何处发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表征上，而是必须更进一步地深挖，即思考被数字革命改变了的、人类与其媒体技术的关系。

技术是人们所钟爱的，它是大而新的设计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越完美，现代工艺也就越是无缝地消失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中。由此，技术使我们日益贴近肉体。像衣服一样可穿着的媒体，充当着信息助理的角色，它们非常清晰地表明，计算机是如何从暗箱转变为衣物，并最终转变为植入之物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媒体边界，构成了我的世界边界。

媒体工艺也始终是“社会工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共同演进促成了具有社会智慧和合群生活的工艺，以及个人的机器。计算机存在已久，人们随身带着它、身体里装着它。它的外围设备变成了植入设备。不久以后，机器人就会获得某种生命，这是指它们作为社会行动者出现。完全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开发出一种面对媒体的社会行为。

和玩具相类似，这里涉及的是设计一种“合群生活的”工艺。但是，这种设计任务涉及的不只是媒体现实，而是也有关身体可体验的新场所。自从微型计算机渗透成为我们的日用品以来，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环境。如今，我们已经把许多日常物品联网了，以便能时刻掌控它们。不只是人“在线”，还有他们的制造物。通过电影和电视实现的技术再造能力就已经促成所有的人拥有同样的通往世界的路径。通过模拟技术，我们又实现了下一步，它使得许多人能够经历事实上由于许多其他人而变得不可能的事情。虚拟现实是现代真实概念的最极端后果：世界作为模拟对象。数字媒体将真实作为整个艺术品提供给我们，即一种可体验的“仿佛”哲学。数字世界的界面设计使得用户面消失了，或至少让人遗忘了它。由此，我们在人与技术的关系里，到达了静心养性的对立极，也就是沉浸其中。

计算机与控制论是对工业革命引发的控制危机的回答。如今，社交媒体对全球化引发的控制危机给出了回答。问题在于复杂性，而且人们无法再通过教育克服这种复杂性。取代教育的是作为服务的智慧模块化以及作为控制科学的控制论。如果人们不再能用判断力管理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那么就会提出是否判断力可以被算法取代的问题。自从信息的自由流动比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问题都更为重要以来，它就不再由哲学家或其他专家所调控，而是与启蒙工程脱钩了。但是，这一信息潮的增加越强烈，那么，人们对一种可以称之为精神服务的需求就越迫切。信息的丰富与关注度的贫乏是事物的正反两面。今天，不再是信息紧缺，而是导向匮乏。我们不停地收发、储存和利用信息。我们嵌入在世界沟通中。我们生存的绝对法则是随时随地可被联系上。

高要求的工作主要是沟通，人们如今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沟通和信息发送。因此，为了不至于淹没在信息潮中，我们需要各种选择、过滤与评价技术。我们如今知道，智慧不外乎是一种搜索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通过普及算法而得以结构化。自从信息空间和世界一样大以及全世界人民参与数字沟通以来，人们不再能把搜索与创造性区分开来。在此，智慧不是由程序生成，而是通过沟通产生。由此出现了一种范式变革：网络逻辑取代了人工智能。所有的知识领域和生活领域被门外汉的自我组织所主导，这些门外汉与专家知识形成了竞争。我们的理念是许多人的智慧，所有的人都比每个个人更聪明。

因此，我们必须更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 “媒介即是信息”这一名句，并使之更精确：网络是讯息。网络公民不再只是对信息媒体，而是主要对关系媒体感兴趣。由此，媒体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财富生产场所的作用清晰可辨。这里所指的增值产生在社交媒体典型的分享、赠送与联系行为之中。由此，在沟通中，技术与社会事务交织在一起。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关系消费。

这些新媒体的新意主要在于，它们的内容是用户自己创作的。没有任何未来研究学者能够预见博客创建了一种新型公共领域，所有的人在其中互为观众。新的媒体技术更多的是过程，而不是工具。用户成为了开发者，而且媒体在使用的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定义。参与取代了继受。不仅作者、而且读者也消失了。由此，新媒体的典型特征在于，人们先发表，然后再过滤。此外，不再有著作。到处实现的是新的文化技术，它们剥夺了古腾贝格体系的文化：剪切与粘贴、链接与标签、复制与混叠。

我们时代的一个时髦词是云计算：计算能力作为公共物品。事实上，积极分子直接把互联网理解为公共物品。为了理解互联网的活力及其创造潜力，人们必须理解，这里有关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由各种联系、关系和位置组成。谁若是想要能富有意义地谈论社会公正，再也不能被19世纪的“社会问题”所迷惑。我们必须思考新的社会事务，它们如今通过各种自我组织过程在网络中形成。

Norbert Bolz教授、博士在柏林工业大学教授传媒学。这位沟通理论家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