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里希特

他热爱自由,也需要秩序。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 2012年,格哈德•里希特将迎来8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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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被不断刷新,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先是《两对爱侣》被拍出近1000万欧元的高价,继而是《烛》以1200万欧元售出。2011年秋季,《抽象画 -- 849-3》的售价高达1500万欧元。格哈德·里希特简直被吓坏了。这位当之无愧的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家将于2012年2月迎来80华诞。他认为买家为他的作品所付出的滑稽的高价是“完全荒谬的”。如果成就也有这么大的话,那么,那些收藏家、博物馆、评论家都将发出热烈的赞扬 -- 高龄的格哈德·里希特依然诚实。他从来都不是那种擅用明艳或浓重的色彩把所有能想到的颜色都泼洒到画布上的艺术家。里希特喜欢克制和沉静。他对一切喧哗的回复是:谦虚。

我曾在科隆造访过里希特的家,这是一栋刷成白色的房子,没有临街的窗户。他喜欢这样:从这个世界隐退。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也是一个害羞的人。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应门,这是一个身材清瘦的男人,他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向前走去。他的画室中弥漫着颜料的气味,但却没有随处散落的画笔和颜料,灰色的地板洁净无瑕,没有任何污渍扰乱秩序。所有东西都被收起来,收拾好,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这也符合这位画家的本性。他的艺术从来没有喧嚣,从来不指手画脚,从来不会夺人眼球。相反,人们看他的画就好像隔着一副蒙着雾气的眼镜,世界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里希特阻止了直接的接触,他对自己也是如此。为了避免一切肤浅,他早就发现了照相机,对他而言,它是通往现实的窥视孔。他摄影,并把一些照片转化成巨幅油画:风景、花卉、蜡烛和来自他家庭的场景。它们通常都是内心的画面,你能感受到产生这些画面的情绪,但它们不会让你如此多愁善感。里希特用一种模糊的手法来绘制图像,仿佛这是一层防止误解的隔膜。他抓住了大致的图像,表现了情感 -- 但并没有把它们显露出来。

这种矛盾很费力,令他疲惫;他画抽象作品要轻松得多。它们也表述了他的情绪,但他不必那么担心它们会成为平庸的自我暴露。在这些作品中,他用彩色的条纹、点和片来捕获自己的情感,某些图像看上去好像是被撕碎的乐谱。犹如一首营造气氛,引人倾诉的乐曲,里希特把他的抽象画作为一种可能性,去表述一些没有实物主题的东西。他常常被称为变色龙,不断跳跃地变换表现手法,时而尝试如摄影般的写实主义,时而又顺从于五彩条纹。但里希特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也不热衷于变换新花样。他苦苦追寻正确的表达,在他看来,自发的冲动和热情是值得怀疑的。对他而言,艺术是一种严肃的东西,是对真实的描述。他全心全意地遵循这一点,并不断自我挣扎,因为他只能这样做。

他出生于德累斯顿,早在16岁时,当他随着一个业余剧团在整个地区巡演,画布景,偶尔画些水彩速写,他就感受到了那种绝对的快乐。从此,他开始体会这种乐趣,不离不弃。开始时,他在一家织布厂当描图员,后来就读于德累斯顿的大学,就如何正确绘画和如何正确思考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因为对民主德国的统治者而言,艺术首先是宣传。这里推崇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里希特曾听从这一学说,但当他1959年为采风到民主西方的卡塞尔旅行,见识到波洛克、丰塔纳等人的作品和艺术的自由之后,他开始产生怀疑了。这种自由挟持了他,他于1961年移居杜塞尔多夫,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首先是一种他不曾拥有过的生活。整整一年,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刷、滴、泼,要把失去的一切补回来。随后是“焚烧之夜”,在艺术学院的院子里,他把自己所有的画作堆在一起付之一炬。自此,他成为一名艺术家,他走出了虚无,摆脱了一切束缚 -- 现代自主的神话已经实现。至少当时,里希特抱着这样的希望。他要永远摆脱政治艺术的桎梏。

他的首个展览名为“支持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示威”,这个标题就已表明,他并不能轻易抛弃自己的背景。这是一种艺术的狂欢,它驱走了美学的寒冬,撼动了西方美学界。但里希特很快发现,对于正在发生的事,自己并不是那个恰当的人,对于萨满巫师和花花公子都同样无用。至今,他都厌恶那些把自己抬高成崇拜对象的艺术家。或许,他也羡慕他们的自恋,不过他始终顾虑重重,他相信别人的才华远远超过自己,而且至今他仍在为自己的能力自怨自艾。最令他反感的就是那些自封的艺术神明,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标榜为神的旨意的喉舌。一旦感觉到那些诱惑和迷醉大众的意识形态,他就会转身避开。民主德国时代的教训使他难以释怀,而他也不愿忘却。因此才会有他的这种权衡和对表露心迹的谨慎。里希特不想用他的画作来规定现实,他的作品始终在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破碎。

他并未庆祝这种碎裂,而是因此而痛苦:他嗟叹艺术的深重危机和庸俗的胜利。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但他也痛恨轻率、随意和丧失一切准则。艺术有着更高的使命,在这一点上,里希特是很市民化的,他仍深受老派理想的影响,仍然把博物馆视为熏陶的场所。里希特想要自主,但仍觉得要有责任;想要自由,但仍希望要有牵制。在同时代的艺术家中,再没有人像里希特那样生活在这种德国式的矛盾之中。

现在的艺术院校不再教授绘画,而每个人都能自称为艺术家,这令他不安,因为他的工作遵照明确的规则。他很清楚,人们对一个现代派艺术家的期望是什么。而且,正因为他不断尝试着诘问和重新解读这些规则,那些无视所有规则、无视艺术史的艺术家令他感到愤怒。当他打破现代派的禁忌,画一片连绵起伏的风光或一束怒放的黄色郁金香时,对他而言,这始终是一种对边界的探索。只有当他在一种可控的系统性中感觉到解脱,他才敢这么做。他的自由需要秩序,只有在秩序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追寻艺术的禁忌:去追寻美。像维米尔或委拉斯开兹那样作画,这始终是推动他前行的欲望,即便有时他不允许自己去满足这种欲望。毕竟摄影可以把所有细节都表现得更为准确,从而使绘画成为多余。

但有时,绘画比任何照片都更有力量。里希特有关施塔姆海姆死去的红军派恐怖分子的系列画就是根据照片绘制的,但只有在成为绘画作品后才获得了战斗力。左派人士指责里希特抹黑他们的烈士,而右派则担心死者会成为朝拜的对象。这些画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避雷针,电压在这里得以释放,里希特很喜欢这样。但他不喜欢重复。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政治性的画家,但在他这儿也不可能预订到有关恐怖主义或基因技术等话题的画作。此时,远处已传来2012年文献展理论风暴的隆隆雷声,里希特宁可在画室里挂上8块乳灰色的玻璃板。有人可能会说:他在练习沉默的艺术。

里希特不介意被人们称为保守分子。他很看重家庭,无疑还有道德,他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甚至还为科隆大教堂绘制了一扇斑斓的彩色玻璃窗。虽然他不愿意参加信徒的合唱,因为他过于强调使自己的生活免于任何形式的崇拜,但他信奉救赎的希望。他已经设计了一个十字架,即便所有人都认为他又一次迷失了方向,他也要以此作为基准。对他而言,这是信仰的标志。他的信仰是,艺术能安慰和鼓舞人心,总有一天艺术将克服所有的分裂。在格哈特·里希特看来,这一切的价值远远高于他的画作在拍卖会上所拍得的成百上千万欧元。

哈诺·罗特贝格是《时代》周刊特色栏目的编辑,并著有畅销书《这就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