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

女性在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女性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和自由程度都是空前的,但通往男女平等的道路并不平坦。

当Aysel Kluth回忆起生第二个孩子时的情形,她喜欢讲一个小插曲,这对这位柏林的女企业家而言是很典型的:她在去产房的路上还拿着手机收电子邮件,并给出最后的指示。“身为女总裁,我觉得必须对我的工作负责,必须把线拉在自己手里”,Aysel Kluth说。她是一位有着浓密的深色头发和开朗微笑的娇小女子。“我总是拿着手机,我的孩子们和我丈夫有时会觉得烦。”

Aysel Kluth的履历值得一书,在联邦妇女部设立近30年,北京男女平等行动纲领执行20年之后,她在德国的经历有点特殊:Aysel Kluth出生于土耳其,在业余学校补考了德国高中毕业考试。将近十年前,她在柏林创办了家政服务和儿童看护中介机构“Pünktchen”,从而跻身“妈妈企业家”之列,即同时兼具“妈妈”和“企业家”这两重身份。她37岁,有3个年幼的孩子,全时工作,每周工作约50小时。

Aysel Kluth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同时结合了“平等”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她很年轻,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和女企业家,但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并拥有移民背景。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反映出德国政治和网络的一个方面,它们都致力于使男性和女性在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机会均等,无论他们的籍贯和经历有多么的不同。联邦经济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是由女性创办的。如促进重返工作岗位的项目“Perspektive Wiedereinstieg”以及“FRAUEN unternehmen”网络等联邦政府的倡议行动为她们提供支持。有权在孩子年满12个月后获得托管服务,以及在生产后的3年内获得岗位保障,这些让母亲们更容易重回职业生活。仅2000年至2012年间,母亲的就业率就整体升高了7.4个百分点。

在德国,照料孩子仍始终是女性事务,如2013年,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男性休了父母育儿假,而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休假超过2个月。但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在阿伦斯巴赫民调机构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父母表示,父母双方都工作是一件好事。微型人口普查显示,对于尤其盛行于西部德国的“一人养家”的传统模式,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表示赞同。2015年开始实施的父母育儿假补贴附加规定(ElterngeldPlus)为那些在孩子出生后想以非全时工作方式重返职业生涯的父母提供支持。

闪回:那是1995年9月,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89个国家的6000名代表应邀与会,德国女权主义者们后来称这次大会是 “政治上的突破”。代表们通过了一份行动纲领,其中包括了女性性自决理念、反对用暴力对待女性的解决方案以及对女性权利的保护。几乎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女性政策”转变为“平等政策”。

Jutta Allmendinger(尤塔·阿尔门丁格)教授是柏林社会学研究学术中心主任。她研究职业领域,尤其是劳动组织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性别和女性比例规定讨论中发出重要声音。“如今在德国,大部分女性把握着自己的生活”,她说。“她们抛头露面,并在政治、媒体和中层管理领域发挥自己的影响。”但她认为,要在生活和工作中完全实现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资和工作时间上的差异很大。领导岗位上鲜有女性。兼顾职业和家庭仍始终是女性的任务。”

就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在基民盟女政治家Rita Süssmuth(莉塔·苏斯慕特)领导下,德国联邦青年、家庭和健康部增加了“妇女”这个专业司局,而此时,31岁的Jutta Allmendinger刚刚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决定,是走还是留”,她回忆说。在美国,有些事是不言而喻的。“许多女教授把年幼的孩子带到大学里,孩子很早就能送到幼托机构照料。”在她看来,妇女部长意味着一个承诺。“终于等到了”,她对朋友们说。这使得她回国的决定变得容易一些。

机会均等,不论性别 -- 在经济方面也要如此。仅母亲就业比例的增长就为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47亿欧元,并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稳固。2014年,德国实现了“欧洲2020战略”中的国家目标,把女性就业比例提高至73%(实际达到73.1%)。但在劳动市场,德国女性仍主要从事非全时工作。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15岁至64岁的职业女性中有近一半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2小时。在母亲中,这个比例更高:2014年,她们中有近70%从事非全时工作,有五分之一的母亲每周工作时间甚至不足15小时。对于抚养孩子的单亲家庭 -- 其中有90%是女性,情况更为复杂。缺乏灵活性,幼托服务很难同步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生涯。约40%的单亲家庭需要国家支持,而在双亲家庭,这个比例只有8%。

黑森州的Matthias和Judith Göbel夫妇属于德国3%的女性工作时间超过男性,并且收入高于男性的家庭。当2011年9月他们的女儿Alba出生时,Judith Göbel休息了10个月。随后这位小学教师开始了全时工作。“以非全时方式去认识一所学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说。此外,她与丈夫决定共同养育女儿。Matthias Göbel休了4个月的父母育儿假,之后从事了10个月的非全时工作,随后每周有1天在家。Judith Göbel现在已当上了校长。

在德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是空前的,但在领导岗位上,她们却始终未能有更好的施展空间。在学术领域,常常能见到所谓的“管道泄漏”现象:2013年,54.6%的高中毕业生和50.8%的大学毕业生为女性。但只有27.4%的教授资格论文是由女性撰写的,女教授所占比例只有五分之一。联邦和州通过“女教授计划”在大学为男女平等措施和女教授岗位提供支持。

联邦议院也做出了反应:为了让更多的女性走上领导岗位,联邦议院于2015年决议通过了“女性比例”法案,在私营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保障女性和男性有同等权利担任领导职务。未来在108家上市企业的监事会中,女性比例将不能低于30%。2016年1月1日起,如果企业无法找到女性担任这个职位,岗位在法律上保持空缺状态,即所谓的“空席”。

Claudia Neusüß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思路转变:“在进入职业生涯之前,德国年轻的男性和女性的成长是平等的,随后差距开始逐步拉大。”现年54岁的Neusüß通过自己的事务所“compassorange”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提供多样化方面的咨询。20世纪80年代,她参与创建了欧洲最大的妇女合作组织 -- 位于柏林的女创业家中心“Weiberwirtschaft”,其口号是:女性为女性。因为政治只能在一旁促进,真正的改变必须由每个体系自己来完成。

在政界,各党派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注重女性比例,以使自己的政党更加多样化:绿党在1979年建党时就决定,所有岗位至少有一半要由女性担纲。社民党实行的女性比例是40%。基民盟于2010年决定,在地区和县以上的组织中,女性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必须达到40%。德国的联邦议院不像比利时和法国设有候选人性别比例规定,2014年,女性议员比例达到36.1%的历史最高点。无论如何,十年来身居德国最高位的是一位女性:联邦总理Angela Merkel(安格拉·默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