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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文化

文化学者Aleida Assmann(阿莱达·阿斯曼)描述二战结束70年后,人们对待记忆的态度变化。

05.11.2018
© picture alliance/ZB - Remembrance

纪念(Kommemorationsdaten)有助于自我确定。它为我们提供片刻停顿来思考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这种思考可以充满胜利的喜悦,可以追悔,也可以进行自我批判。但它总是意味着,不让历史简单地成为过往,而是重新以新的方式建立与历史的联系。因为此时此刻,这个我们一起展开记忆的时间点,在时间轴上不断推移,因此与记忆这个行为相伴的前提和挑战也在变化。在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战争结束70年之后,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新的挑战又是什么?

 

建立一种新的记忆文化,它破除旧的模式,即单纯建立在自豪和痛苦之上的、民族性的自我英雄化,并在自我认识中加入自我批判的色彩,这在二战之后的欧洲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但却远远没有结束。盟军1945年初解放各集中营之后,纳粹反人类的罪行被彻底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当时战胜国想要对责任人进行惩罚,但也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共识,即通过展望未来尽快地战胜过去。“如果要挽救欧洲免于无尽的灾难和最终的覆没的话”,Winston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如是说,“我们必须把它建立在相信欧洲大家庭以及忘却过去的所有罪行和错误这两个行为之上”。

 

这种态度很好地迎合了两个德国在冷战中各自重新结盟,但它并不利于诞生新的记忆文化。我们知道,在战后分裂的德国,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在西部,人们选择闭口不谈与纳粹政权的人事勾连,而在东部,日常政治秩序中有着一种英雄主义的反抗,它被赋予了支持国家的神话色彩。在像1945年这样激烈的历史突破之后,人们切换行为比切换思想要容易得多。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有很强的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意愿和能力,但在西德,直到68一代的代际更迭,在东德,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才完成了广泛的内部变革和价值观转变,其中包括对纳粹罪行的责任感。2015年2月去世的时任联邦总统Richard von Weizsäcker(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发表的著名演说(“5月8日是解放日”)如今被普遍视为历史的里程碑。他确认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西德的立国之本,并由此为一种新的记忆文化奠定了基础。民主德国消失之后,这种自我批判的,同时又能与欧洲相连的记忆在统一后的德国得以延续。

 

当时,自封的先知们过早地论及“历史的终结”,因为冷战两极之间的对峙消融了。但欧洲许多国家的现实却是对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历史神话的销蚀。历史学家开始更仔细地研究自己国家在二战中的历史,并由此填补了法国、奥地利、波兰以及瑞士历史书籍中在通敌和战争罪行方面的空白。随着这种被压制的历史回潮,人们开始重新注重遗迹、遗物以及同样重要的,受害者和纳粹恐怖罪行幸存者的证言。这些亲历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德国记忆文化的构建,并为这种记忆文化在中小学课堂和纪念地的展现提供了支撑。当亲历者这一代人去世之后,我们会如何记忆,这是当下热议的话题。如果不得不放弃这种鲜活的亲身回忆,记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根植于亲身经历者头脑的回忆,记忆还会有哪些传递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人们就已经为这个历史门槛做了准备:目前有一个视频档案,其中存储了近7万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和纳粹受害者的声音。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是档案记录最完备的人类罪行,从记录亲身体验方面来看也是如此。但这样就能保存记忆了吗?

 

记忆不能简单延续,它必须不断更新。未来,媒体对更新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和小说能重新嵌入历史事实,以当前的方式进行表述,让年轻一代能感触到。新媒体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2012年和2014年,莫斯科和华沙都有新的博物馆开馆,它们把屠杀犹太人置于更久远的历史视角之中。这意味着能更多地关注被遗忘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而这些新的体验式博物馆以丰富的互动装置对此进行了模拟。参观者不仅能和被杀害的犹太人面对面,而且还能直观地了解他们的精神传承和丰富的传统。

 

关于普京总统没有参加苏联红军1945年1月27日解放奥斯维辛德国纳粹集中营70周年的纪念仪式,媒体展开了充分讨论。普京采取这种疏离姿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这样的时刻,话语权应该完全交给幸存者,而国家领导人应该倾听。而且,有关二战结束,普京有更重要的纪念活动要关注,那就是5月9日,每年的这一天,莫斯科将举行传统阅兵仪式,届时将展示大量的武器,并向盛装的退伍老兵致敬。2000年1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将1月27日命名为跨国界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2005年起,欧盟和美国将这一天确定为永久性的年度纪念日,这在普京看来,美欧是一个西方纪念联盟,俄罗斯虽然是当时解放者苏联的延续,但并不能轻易加入这个联盟。在普京的象征性政治观念中,对在论战中划清界限的需求大大超出了在共同纪念中团结一致的意愿。但普京还是在2015年1月27日发表了演讲,演讲的地点就在莫斯科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他在那里表达了对历史的看法。他通过“反犹主义和反俄”的措辞构建起一个联盟,他既可以与作为犹太人代表出席的首席拉比团结一致,又可以作为同样的受害者与他并肩携手。

 

至少在2015年5月8日还不可能出现共同的欧洲记忆。这个日期让人们回忆起德军的无条件投降和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在西欧,人们把这一天作为解放日来庆祝,在莫斯科,5月9日将会再一次举行大阅兵,而在欧洲东部国家,它引发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感触。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并没有被解放,相反,对它们而言,一个新的被占领和丧失自由的时代开始了。基于这段被压迫的经历,这些直到1989/1990年才等来民族解放的国家(民主德国除外)在它们的历史博物馆中界定了一种民族牺牲和集体苦难的记忆。

 

在Churchill看来,二战一结束欧洲人就应忘记过去,这样才能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欧洲”这个新项目。对过去的看法虽犹存差异与分歧,但共同未来的愿景将把各民族汇集到一起,这在当时并非要忘却历史,而是一个实用主义决策,而且非常成功。但它的代价十分高昂:由于胜利者和失败者达成了妥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人和纳粹恐怖罪行的其他牺牲者找不到听众。如今人们有了另一种原则:要想克服伤痕累累的过去,你就必须面对它,并从对罪行的记忆中找到新的方向。

 

在自我批判式的记忆文化中,纪念(Kommemorationsdaten)不仅有助于民族的自我确认,而且超越了以其他方式对日常政治的延续。它促使人们重新面对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因此,1914/2014纪念年也促使德国人在欧洲这个框架里重新发现和叙述自己的民族历史。即便在100年之后,也还没有关于一战的共同的主导叙述,但存在着一个从不同视角共同思考这段历史的欧洲框架。所谓“欧洲”主要是指一种认识他人的视角,并将之纳入到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中去的意愿。通过这种共同记忆,欧洲的回忆变得更长、更具包容性:继集中营的骨灰之后,索姆河畔的“杀戮战场”以及伊普尔和凡尔登的士兵公墓也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纪念地。欧洲联盟的历史在二战之后方才开始,而一战让我们回忆起跨越整个20世纪的暴力的历史,它是欧洲的遗产。我们不能选择,也无法拒绝这份遗产,但我们可以把曾经的分裂和破坏导入到一种共同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