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他的后续影响 -- 宗教改革500年

500年前，德语区发生巨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自此之后，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各教派和天主教会。自此之后，发展出了个人良心自由、今天我们熟悉的德语以及今天的职业认识。当时发生的这件事，如今被称为宗教改革。它始于神学争论，而由一位在偏僻小城维滕贝格刚刚创办的大学中任教的年轻修士马丁·路德（1483-1546）给予了决定性的扩展。他在1517年10月提出了关于神学问题的95条论纲，希望能按当时的惯例公开讨论。至于路德还把这些论纲钉到维滕贝格王宫教堂的大门上，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此事扩大为一场争吵，最终违逆路德本意，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并在路德身后导致了所谓的新教与天主教侯爵之间的宗教战争，导致了欧洲版图的重新分割。路德发展出了自己的神学，反对教皇当局，把个人信仰置于中心，这种神学日后被称为新教。他抛弃了自己的奥古斯丁派教规，结了婚，把《圣经》译为德文，撰写了许多阅读量很高的文章，也通过这些文章解释了为何今天的新教之所以成为新教。如今全球22亿基督徒中有37%属于某个新教教会。德国新教教徒占人口29%，天主教徒占30%，但也有34%的人没有宗教信仰。

路德的95条论纲以拉丁文写就，作为维滕贝格的论纲张贴事件进入了文化记忆。2017年正值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500周年，全球都为此举办宗教改革周年纪念活动，尤其是在德国：有教会和国家组织的大型活动、纪念庆典、展览、会议；2017年10月31日还是史无前例的全国庆典日。宗教改革周年纪念活动由此成为最铺张奢华的纪念庆典之一。早在2008年德国新教教会（EKD）就与国家方面共同发起了“宗教改革十年”活动，每年一个主题，探讨宗教改革的丰富内容，由此导向周年纪念庆典。

同时联邦政府和一些联邦州还设立了国家“路德2017”事务处。国家方面主要希望展示宗教改革在艺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留下的影响和成就，在国际上宣传德国作为“宗教改革之国”的形象，并传播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是德国、欧洲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一点无可争辩。它深刻影响了德国、欧洲和整个西方在神学、历史、理念和政治上的自我认识。它还对德语、音乐和艺术产生了影响，它给教育事业带来了重要推动，还奠定了社会与政治参与和成熟公民构想的基础。

假如没有宗教改革，如今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会非常不一样 -- 对此是有广泛共识的。德国新教教会的教会局副主席、一直以来负责宗教改革周年纪念活动基本方向的Thies Gundlach（蒂斯·贡德拉克）还认为，我们如今再度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前宗教改革时代”，在这个时代，基本的自我认识遭到了质疑。路德从奥古斯丁派修士成长为毫不顾忌制度性要求的信仰自由的发现者，这条道路被Gundlach视为所有解放之路存在的原型。

不过，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路德的论纲，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会简单地视之为解放。但还是最好不要把历史学家邀请到庆典上来吧 -- 他们会令人信服地找出宗教改革历史上那些不太适合庆祝的内容点 -- 从路德的反犹主义文章到宗教战争。但这些话题在宗教改革周年庆典上自然也会讨论，这方面的提议主要来自于德国新教教会。

从思想史角度看，路德的许多前辈已经预先说出了他的观点；但是路德凭借勇气与技巧，凭借靠书籍印刷的媒体革命所带来的全欧洲的关注，也凭借当时政坛对他的偏爱，最终坚持了下来。他的思想得到了迅速传播。但宗教改革的历史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也像所有其他历史进程一样，是开放的：宗教改革并非突破了中世纪，而是自中世纪中生长出来。中世纪并不是“黑暗”的，许多如今被视为现代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思想的尖锐化，而不是超越了它。它也并非等同于路德的历史，路德更多的是早期宗教改革时代的一个核心的、但并不是唯一发挥影响的人物。

相应地也要把中世纪晚期视为一个拥有巨大多样性的时代，就像宗教改革时代本身那么富有多样性。“宗教改革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误导的：它并非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时代，而且还是文艺复兴的时代。路德的同代人中，有德国新教教会孜孜不倦地在提及的Huldrych Zwingli（慈运理）和Johannes Calvin（约翰·加尔文）等其他宗教改革家，也有像艺术家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或是历史学家、国家理论家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文艺复兴巨匠。

因此，如今已经不再有人持所谓天主教会全靠路德焕发新生的“败坏论”了。历史学者Thomas Kaufmann（托马斯·考夫曼）认为，整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与“中世纪晚期高度多元的虔诚、神学与文化”密切联系。宗教改革研究中仍有争议的是，应赋予宗教改革在历史上怎样的历史定位。究竟应当称之为“突发的、跳跃性的重大转折”，还是“渐进的改良”，仍未有定论。但是，宗教改革并非独一的、封闭的，而是多元的，这一点目前已经成为共识。路德因此，正如Kaufmann所言，被后人主要视为“多样化的渴求、希望、妖魔与幻象”的投射面。但也正如教会史学者Volker Leppin（福尔克·莱平）所言，他并非“特殊形象”，而是一个对我们今人来说相当“陌生”的人物 -- 对此专家们也已基本达成共识了。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由路德开启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史，而这种影响如今还在继续。这一点从他对（基督教）自由的理解上就可以看出。他在1520年发表的《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即基督徒既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又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轄”。路德以这一论点，对“里面的”和“外表的”人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区分；它构成了因信称义的新教神学的基础：决定（“里面的”）灵魂救赎的不是“行事”，不是“律法”也不是教会，也就是说，不是这些“外表的”因素，只有信和神的恩典才是决定性的。

路德的自由概念主要是一种神学上的概念。但对它的理解从未仅限于此。早在德国农民战争（1523年至1526年）期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妨把这种对自由的理解用于政治目的的观点。路德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但把自由视为拒绝做奴仆的思想还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路德的论纲被不同方面的人利用，也被滥用作为纳粹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的依据。路德并未发现现代自由，他只是强化了一种辩证法，将自由辨识为矛盾的过程。

在“论纲张贴事件”500周年之际纪念宗教改革，有很多好的理由，同时也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上和思想史上的变革。神学家Ulrich Duchrow（乌尔里希·杜赫罗）认为，决定性的是，宗教改革并未终结。在他看来，宗教改革应当指向一种新的教会，“包容一切的教会，超越宗教、民族、大洲和个人利益边界的教会”。这种“对于宗教改革神学的后殖民时代的阐释”明确针对现时现地。这样就非常地接近路德的神学上的自我认识了。在他看来，基督教首先意味着一件事：“活出来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