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

主持人马库斯·卡夫卡与萨克森州的中小学生讨论右翼激进主义，并在网站“干扰报告器”上就“新纳粹”这一主题写博客，这两项活动得到了倡议行动“露出脸面！”的支持。来自埃森纳赫的退休医务工作人员爱娃-玛利亚·布兰特孜孜不倦地为一项公民请愿收集签名。乌尔里希·朔特作为位于乌那的儿童寄宿站的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照料一名患绝症儿童的兄妹。艾迪特·舒尔茨每周帮助一所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小学的移民孩子们练习阅读。卡琳·吉尔施和卡罗·吉尔施拿出他们通过经营企业获得的数百万欧元支持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学术活动。这六位人士均付出了时间、点子、同情心或还有金钱和名望。他们无偿地奉献，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些什么，是因为他们想要支持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他们从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获得了乐趣。

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

他们是德国在社会领域、环境保护或利益集团中志愿奉献的2300万公民中的6人。市民社会、公民工作、志愿行动，无论人们如何称呼这一志愿的奉献行动，它包括了广泛的领域：从在体育协会中担任训练主管、在教会团体中奉献，一直到在非政府组织协作和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即在企业中的和来自于企业的公民志愿行动。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哈尔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即不依赖于国家，但也无须与之对立。”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力量，因此，也被称作“第三部门”，其中既包括Attac的全球化批评人士，也包括自己设立一家基金会的百万富翁。

Generali保险公司在《2009年的志愿行动总览》这一研究报告中介绍了有关德国公民志愿行动的最新数据：全德国范围所有16岁以上的公民中有34%的人在实践志愿行动，他们的付出相当于320万全职人员的工作时间。大多数公民参与的是体育、社团、儿童和青少年事务以及教会事务等，只有5%的人致力于政治和利益集团。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也就是人们生活状况普遍较好的地区，公民的志愿行动要比北部或东部多。另外，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往往比较少受过教育的人奉献更频繁。

在过去几年，公民工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志愿行动增加了”，柏林Maecenata博爱与市民社会研究所所长鲁佩特·格拉夫·史特拉赫维茨确证说，“它从大的、旧有的利益集团，转向了小型的、新建的、自我组织起来的、内部相对无等级式结构的组织。”人们更多的是致力于变化多样的项目，而不是仅致力于一个项目或同一个组织。

民主的标尺？

许多人认为公民志愿行动是鲜活的民主社会的“长生不老药”和标尺。但是，在国家机构强势的法国，市民社会没有重要地位，然而，那里的民主运作得最好。相反在美国，公民志愿行动传统上具有重要地位：公民在很大程度上自己组织社会、教育和文化事务，这是因为国家不承担这些事务。另外，在有着全面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与例如南欧国家相比，市民社会是一个要重要得多的因素，而且，人们对民主合法性与自我组织起来的志愿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在展开讨论：毫无疑问，一个拥有数十亿之巨资金的基金会或者一个专业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能对公众施加影响，它们并不需为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授权”。另外的例子有，70年代和80年代的环境运动，不遗余力地、依靠强有力的论据最终使得生态这一主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这是能为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的事情。

讨论中的问题还有，国家是否因为志愿工作而被过多地减负了，强有力的私人倡议行动是否会进一步助长社会福利国家的回缩。《南德意志报》内政版负责人赫布里特·普朗特尔非常有力地表示：“国家必须履行其义务，私人的奉献是可选节目。”

危机预防的民事手段

德国联邦政府把促进危机区域和转型国家里的市民社会结构的扩建，视为跨部门的任务；它致力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和人权，以及致力于市民社会和有助和平的进程，例如通过“危机预防、冲突解决和和平巩固的民事手段”这一行动计划。增强致力于无暴力解决冲突的社会行为体的力量，是有效落实这项行动计划的前提条件，例如zivik这个由外交部资助的项目向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以及促进在危机区域实施的项目。其地区重点是非洲、中亚、东南亚、中东以及高加索地区。更多信息参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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