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 Berben, 对生命充满渴望的人

第一印象：黑衣驼背。Iris Berben坐在柏林一家宾馆里，当我们进屋要采访她时，她连头都没抬一下。她可真消瘦！这么没礼貌！？这时她转过身，一跃而起，赶紧道歉，智能手机还握在手里：就在那个时候，她刚获知，德国社民党已经就竞选候选人达成一致。Iris Berben真的激动地发抖。她指着秋日阳光照耀着的窗户说：“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就在外面。”之后，她才重新坐回沙发，这次身板挺得很直，接着开始跟我们讲述她的成长历程和工作，一会儿口若悬河，一会儿若有所思，讲话时不时被大笑打断。

40年来，Iris Berben一直活跃在国家电视上，就像新闻一样。她的前半职业生涯是一名演员，就像是花瓶和活宝。渐渐地，人们也从文艺副刊中理解了德国为什么喜欢她。当一部三集电视剧需要一名企业家的妻子（《克虏伯》）、一部著名的家庭传奇故事要拍成电影（《布登勃洛克一家》），哪里需要强大、自信的女性角色，哪里就会看到Iris Berben的面孔。

马路报纸都有“年轻痴迷症”，它们无休止地对和蔼的Iris Berben的年龄和外表大做文章。她打趣地说：“当我过50岁时，有媒体的报道弄得我觉得自己像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个在这个年纪还能单独过马路的人。”所以，她过60岁生日时宁愿从人们眼前消失。这时早就有关于如何拥有Berben那样光滑皮肤的美容指导书了。这位拥有魔鬼身材的女人乐于透露自己非常喜爱加了掼奶油的热巧克力，也从来不用运动来折磨自己。衰老从来就不是她的话题。她觉得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好奇和热情。不过她接着说：“我感觉，现在体力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分配。死亡让我觉得愤怒。”片刻停顿。“我并不是指永葆青春，而是指思想。我想永远活下去，因为我热爱生活。”

难怪这位女性拒绝写自传，总结人生对她来说就好像要划上句号一样。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年一辈子》，该书用记者Christoph Amend对她的详细采访清楚表明：Irish Berben正积极生活着。她做很多事：编剧、朗诵、作为电影政客登台。她对自己认为的真正生活瘾头十足。我们在柏林的访谈中，这位德国电视的大姐大就像小女孩那样活泼好动。她说的话不会把人导向某个预设的目的，而是思想火花一个接一个地迸发出来。一种言之有物的探寻。

30多年来，Iris Berben在公众中一直反对德国的反犹主义和极右暴力活动，颇具影响力。她定期朗读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受害者的文章，支持“站出来！”的倡议活动，这个倡议旨在加强公民社会的责任心。她的积极活动的确产生了效果。为什么？“羞耻心”，她说。Berben17岁时第一次去以色列。她出生于1950年，可能恰恰是那个年代的中学课堂对犹太人大屠杀只字不提，因此在以色列遇到的大屠杀的幸存者深深触动了她。“羞耻感是没法规定的。我属于另一代人”，她接着说。“但是我认为，可以要求人们必须找到了解这段历史的入口，必须将这段历史视为自己生活的国家的认同感的一部分。”2002年Iris Berben以她的所为获得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颁发的Leo-Baeck奖。

如今，作为演员，Iris Berben可以自己决定愿意与谁合作。但是，为了她的角色，她还是能够忍受很多。一方面，她认为自己是“控制狂”，另一方面她说：“我肯定也是个执着且感性的人。”她自己清楚，她对控制的需求具有保护作用。“我总是说：如果我是个普通人有多好。拍戏。5点起床。有人来接你，给你换服装、化妆。你今天得说些什么都写在纸条上。”拍戏工作的紧张节奏抑制着自身敏感带来的苛求。纪律与感性这对矛盾贯穿着Berben的生活。父母离异后，她在祖父母那里长大，这位任性的姑娘在各个寄宿学校都不顺利，最后高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刚满21岁，她就生了孩子，直到今天她对谁是孩子的父亲都守口如瓶。她的儿子Oliver Berben在电视界早就是个有名气的制片人，而Iris Berben则表明，她无法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她从未结婚，从慕尼黑迁徙到柏林，在纽约、以色列以及在其母亲生活的葡萄牙，她同样觉得很舒适。

没有一个能被她称为“家乡”的地方。“我常想，为什么葡萄牙语的saudade是我最喜欢的词语之一。这个词的最好翻译是渴望。不过saudade指的是你对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的渴望之情。”不是某个地方，也不是人。是缺憾？“不是”，Iris Berben欢快地说。“不过，身处那个无法明言之处的道上，这是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