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中的德国艺术
“德国8”展览在北京推介德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与策展人Walter Smerling（瓦尔特·斯迈林）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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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rling教授，继“中国8”在德国的八个地点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之后，如今“德国8”来到中国。参观者将可以看到什么？
一次穿越德国艺术60年的探险。我们展示55位艺术家的约300件作品，他们都是德国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这里只列举其中几个名字：Joseph Beuys（约瑟夫·博伊斯），Andreas Gursky（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licja Kwade（阿丽佳·柯维德），Neo Rauch（尼奥·劳赫）以及Gerhard Richter（格哈德·里希特）。这次展览自然不求包罗万象，但它深入展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艺术的发展和多样性，以及矛盾性。
参展艺术家的名录相当于当代德国艺术名人录。其中是不是也有带来惊喜的，例如有没有某个艺术家或是作品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
Kiefer, Polke或是Uecker的作品走进紫禁城、走进帝王的宗庙，这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而首先对我们方面是一大惊喜：太庙从来没有展出过西方国家的当代艺术，把展览地点安排在这里，令我们倍感荣幸。
展览地点竟然安排在紫禁城，这令我们倍感荣幸
而中国的参观者也会得到一些惊喜：这些艺术家中颇有一些虽然在西方享有盛名，作品却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遴选展品时，我们考虑的不是与中国独特的亲缘关系，而是某种师承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艺术的传统中极为重要。例如在元典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中，我们让Katharina Grosse（卡塔琳娜·格罗斯）的作品与曾经是她老师的Gotthard Graubner（戈特哈德·格劳伯纳）的作品互相对话。
展览场所按主题与体裁进行了区分，具体是怎样的？
红砖美术馆中展出抽象及非定形艺术重要代表人物的作品。Peter Brüning（皮特·布吕宁）、K.O. Götz（卡尔·奥托·格兹）、Gerhard Hoehme（格哈德·胡美）、Bernard Schultze（伯纳德·舒尔茨）、Emil Schumacher（埃米尔·舒马赫）和Fred Thieler（弗雷德·提勒）象征着1945年以后德国艺术的新开始及其借助抽象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衔接。
整个展览的中心，毫无疑问是紫禁城中的太庙艺术馆。这里的展览聚焦那些成功地使自己的作品获得全球瞩目的战后艺术家。艺术的“德国制造”能再度成为质量的象征，Joseph Beuys（约瑟夫·博伊斯）、Anselm Kiefer（安塞姆·基弗）、Gerhard Richter（格哈德·里希特）等艺术家都功不可没。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体现了成功的德国艺术的多样性。无论是Thomas Demand（托马斯·德曼德）、Katharina Fritsch（卡塔琳娜·弗里茨）、Jörg Immendorff（约尔格·伊门多夫）、Hubert Kiecol（休伯特·齐科尔）还是Rosemarie Trockel（罗斯玛丽·特洛柯尔），极为不同的门派在这里相聚。摄影展则设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参展的有Katharina Sieverding（卡塔琳娜·西维尔丁）和Andreas Mühe（安德里亚斯·穆埃）以及德国最伟大的现代摄影先行者Bernd和Hilla Becher（伯恩和希拉·贝歇），还有声名卓著的贝歇尔学派的大家。
精心挑选的视频与媒体艺术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参展艺术家从Harun Farocki（哈伦·法伦基）到Marcel Odenbach（马塞尔·奥登巴赫）。白盒子艺术馆展出Alicja Kwade（阿丽佳·柯维德）和Matthias Weischer（马蒂亚斯·维斯切尔）等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元典美术馆则呈现Graubner（格劳伯纳）和Grosse（格罗斯）的对话。第八个展览场所则是以研讨会形式举办的“言语展览”，进行跨文化对话和关于艺术的讨论--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为它单独举办活动。
您曾希望“中国8”具有可持续性。那次展览是否令中国艺术在德国的接受发生了改变？反响如何？
反响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展览迎来了11.8万名参观者。8座城市的9个场馆相互合作、让一个地区如此集中地进行展示，仅这一事实至今就仍然让我觉得很有开创性。中国艺术在我们德国无疑还总是被等同于艾未未，但我想，我们成功地让公众了解到，中国的艺术景观丰富多样而生机勃勃。“中国8”的一些参展艺术家在国际上也已极为成功。
但最主要的还是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对话，以致“德国8”作为其后续成果得以启动。如果没有良好的合作和“中国8”的成功，不可想象我们会接到邀请，毫无先决条件地在北京举办这次展览。对于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任，我充满感激。
访谈: Martin 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