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马克思）与可口可乐的孩子
“1968”神话：许多诠释将人引入歧途。68一代究竟想要什么，它与如今抗议运动的区别。
Heinz Bude（海茵茨·布德）的邀稿，最初刊登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法兰克福杂志”上（„the Frankfurt Magazine“）。
提起1968运动，人们想到的是静坐和游行示威，是滚石的“我得不到”（I can’t get no），是美国短跑运动员Tommie Smith（汤米·史密斯）高高举起的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和1968年墨西哥夏季奥运会领奖台上的John Carlos（约翰·卡洛斯），是“为什么不在路上这么做？”（Why don’t we do it in the road?），是Jimmy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解构演奏的美国国歌，是反越战示威，当然还有Karl Marx（卡尔·马克思）。还会想到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却没有出席颁奖礼的Bob Dylan（鲍勃·迪伦），想到Ulrike Meinhof（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想到她在Gerhard Richter（格哈特·里希特）的作品集“施塔姆海姆”（Stammheim）中的样子。
如今，68运动被一个拥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阶级视为西方社会一个根本性的自由化过程的开端，也被右翼民粹主义者视为西方世界衰落的开始 -- 这个世界已经无力抵御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1968：最后一场热血革命，第一场炫酷叛逆
68运动究竟是什么？法国历史学家Paul Veyne（保罗·维恩）曾以《面包与竞技》（Brot und Spiele）为名撰写了一本有关古罗马人共和式享乐的巨著，他称68运动是最后一场热血革命和第一场炫酷叛逆。这是最后一场汇集了资本论著、阶级斗争中的敌我区分和世界历史决战等全部革命要素，以“非社会主义即野蛮”的口号发起的运动。而这场革命性的起义却是以一再有意触犯规则的巧妙把戏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如果这有助于发现真相！”，当被告Fritz Teufel（弗里茨·托伊福尔）在法庭上被要求起立时，他这样对法官说。这场叛逆并不是通过鼓动大众 -- 因为要这样说的话，1万人或者1.5万人参加的示威规模太小了，而是通过上千次小规模挑衅来实现的，并且掌控了媒体。全世界都在关注。
试图改良世界的血腥的严肃和让世界癫狂欢乐的混合物点燃了1968运动。那个声称他的电影不是拍出来的，而是在吃、喝、阅读和做梦的时候做出来的Jean-Luc Godard（让-吕克·戈达尔）一针见血地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的活动家们是“Karl Marx和可口可乐的孩子们”。这些行动，主要是大学生行动，反对划分过于明确的市民生活，即工作、爱、政治、艺术、娱乐和科学这些领域之间只能有联系，却不允许有交集。在战后社会中，二战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还深入骨髓，人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划分，就可能出现整体崩溃。
哲学、摇滚、电影和当下组成的混音
但1938至1948年出生的这些活动家们却对这个整体嗤之以鼻。就像Adorno（阿多诺）所断言的，它反正是不真实的。人们听到了这个长着孩子般眼睛的小个子男人的伟大言辞，心知它们是对的，虽然并不理解它的意义。叛逆是一种经验，它把自己托付给一种负面的、永无止境的，并且永远不可能真正导致扬弃的辩证法。哲学、摇滚、电影和当下混合成一种声音，它令每一个自感年轻的人都无法抗拒，它属于1968年的激情。这场运动由此成为一场越过界限的运动，对上一代人而言，这些界限是实现文明、自由和富裕的条件。
诠释1968从一开始就引发争议。Jürgen Habermas（尤尔根·哈贝马斯）和Karl Heinz Bohrer（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当时就对眼前发生的事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诠释。一个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另一个是绝对的美学家。在Habermas看来这是文明的叛逆，Bohrer却把它贬为新左翼“中庸之道”的自以为是。Bohrer在1969年最好的部分看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回归，而Habermas却划清了那些重视“直接行动”甚于“自由话语”的肆无忌惮的活动家与受够了大学“千年陈腐”的其他大部分人之间的界线。他们中的一个人从长观察，从1968一直到Barack Obama（巴拉克·奥巴马）和Angela Merkel（安格拉·默克尔）；另一个直至今日仍将其视为没有任何思想的间歇性疯狂。他们两人都从Walter Benjamin（沃尔特·本杰明）那里获取灵感，在后者看来，一切照旧无疑是一场灾难。
1968存在于社会发现之中，属于理解个人生活实践的范畴。对于那些嘲笑“社会化”（Sozialisation）、“沟通”（Kommunikation）、“互动”（Interaktion）这样的人造词的新生代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
社会这个概念远远不只是社会科学用于解释世界的工具，它包含了自我克服自我绝望的“我”的承诺。它在个人不幸与社会不公之间建立起关联。因此自己的抱怨得以成为政治诉求的合法对象。社会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史学及社会精神病学等等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它把具体描述与规范性要求相结合。如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这种68运动的新认识提供了很多可能，所求却很少。
1968运动并没有启动任何之前不存在的东西
对当时的人来说，1968来自明朗的天空。尽管有1965年初次登台的“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尽管有对市郊空虚生活的批评，尽管有内心的抑郁，但人们显然未曾料到年轻一代会掀起这场运动。但当这场由地下艺术、校园反叛和革命社团构成的运动突然出现，备受束缚的社会感到自己被解放了。人们认真地期待不同的东西，但却无法设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谁若是与同一个人上床两次，那他就已属于权贵了”
因此对68运动的所有“进化”诠释都是误导性的。它并没有启动任何之前未曾有过的东西，无论是性革命还是社会的民主化，尤其是与奥斯威辛的对抗。“金赛报告”比它要早得多，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拥有社会民主理论，在耶路撒冷已经举行过艾希曼审判。若要寻找1968运动所表现出的社会与历史趋势，就只是在遮掩1968叛逆的标志性的混杂，它包含了惆怅与渴望，包含了激进的反思与叛逆的热情，包含了政治达达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冲动。68一代相信自己的神话吗？当他们在街上高喊“谁若是与同一个人上床两次，那他就已属于权贵了”时，他们是信的，当他们晚上瘦骨伶仃地穿着喇叭裤和流苏夹克回家的时候，他们不信。自相矛盾的是，如今的文化激进右翼指责68运动，所指责的正是他们自己采用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历史，即用一个臆想的大灾难来反对另一个大灾难，以便从混乱中构建一种新秩序。
但如今一个新的左派也在寻找与1968的关联。一时间，仿佛“占领华尔街”、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真的掀起一场新的68运动。但是，必须看到一个根本性区别：68一代是为了解放，而今天反种族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和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左翼是为了公正。这并不相同。呼吁公正是为了扩大和深化权利，而追求解放是要推动整个一切。68运动的遗产之所以令人吃惊，就是因为五十年前它竟在错乱的推动之下短暂地取得了成功。
社会学家Heinz Bude于1997年至2015年在汉堡社会研究所领导“联邦德国社会”部门。他自2000年起在卡塞尔大学拥有宏观社会学教席。他于2018年1月出版了《给废墟之子的阿多诺 -- 一部1968运动史》（Adorno für Ruinenkinder. Eine Geschichte von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