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挑战

如今，帕骚及其周边地区的警察局在清点每天到来的难民之时，已经只用千人来计数了。“它向我们席卷而来”，弗赖翁的联邦警察局局长Thomas Lang如是说。他的同事几乎跟不上这些人的登记需求。这个位于德奥边境的田园式地区成为了难民潮的聚集点，这是现代德国至今从未经历过的。在前南斯拉夫战争处于高潮的时候，就曾经有数十万人到德国来；1992年有43.8万人在这里寻求避难。2015年底，避难者人数接近百万界限。有时，每天有1万人涌入德国境内，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叙利亚。

不只是帕骚自那以来处于紧急状态中。如今，人们从眼睛下的黑眼圈就可以认出谁是德国城市的市长。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安顿那么多的人，哪怕只是暂时的，这也是一项壮举。体操馆占满了。在柏林，具有历史意义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成为了大量难民的安置场所。政府机构，例如联邦移民与难民署（BAMF）几乎跟不上这一密集涌入的态势。该署发放的避难申请处理的日期目前已经发到了2016年年中，虽然它据称又新添了3000名员工。

财政部长Wolfgang Schäuble（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把这一新体验称作“与全球化约会”，人、图片和信息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流动迅速。内战的受难者过去落户在与祖国接壤的邻国。如今，他们在智能手机显示有富裕、和平和友好民众的图片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未来。正如联邦总理Angela Merkel（安格拉·默克尔）在一份政府声明中所表述的，对于德国而言，这简直已经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挑战”。至今，德国没有令她说的话“我们能做到”失望。尽管遇到了各种问题，但是，各种结构甚至非常好地经受住了难民的蜂拥而入。一张输送网络在数周内就形成了，它迅速将新来者分摊到全国各地。那些常常在数小时内就必须为持续新来的难民提供场地的城市必须承受最大的负担。尽管如此，还没有一位市长不得不宣布“由于人满为患而关闭接收通道！”。志愿者的巨大投入也为此做出了贡献。教区的全体居民、学生、下班后的护士以及假期里的大学生都来帮忙。许多人处在持久投入状况，一些人则处于他们精力的极限。来自陌生文化的移民给民众带来了不安与恐惧，但绝非只有他们在质问欢迎文化的极限，即使是那些好心人也同样在担心这样的状况能持续多久。

在财政上，难民潮暂时不会成为问题。联邦政府向各州和地方额外提供了41亿欧元，州和地方在德国这个联邦制国家结构里承受了主要负担。联邦政府承诺，如果资金不够，还会增拨资金。在2016年的联邦预算里，暂时额外规划了61亿欧元。为此并不需要举新债，这要感谢稳定的经济景气状况。

但是，没有人在幻想：如果每天有一座小城市规模的居民新迁来本州，就必须重新撰写所有的规划，从住宅建设到劳动力市场。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融入一揽子方案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巴伐利亚州为2016年估算了近33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融入课程，尤其是用于行政管理部门的3700个新岗位，其中教师职位就有1200个。与此同时，该州经济界承诺，单单在明年就将新设2万个工作、培训和实习岗位。

政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谁如果到了这里，就应迅速融入劳动和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从中期看，难民对德国而言是一种收益，这一收益可抵偿最初几年的支出。尤其在叙利亚人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筹集到“蛇头”索要的3000至10000欧元费用的人，大多来自中上等阶层。在核心问题上同样没有争议的是 -- 这甚至在联邦议院部分反对派那里也如此 -- 继续不加限制地让难民涌入会在现实、政治和社会方面超出德国的承载能力。默克尔也想要给新来的人继续展示一张“友好的面孔”，但也强调，必须对难民的涌入进行维序、调整，尤其要减少。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动的措施旨在大幅降低来自像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科索沃、黑山共和国或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半岛国家的避难申请者。实际上，他们中任何人都没有获得政治庇护的机会。一系列法律的收紧，旨在使至今还又难又长的驱逐程序变得容易。对于新来的巴尔干难民的申请，将来要在集中的接纳设施中做出决定，适用一种快捷程序，周期为3至4周，这种快捷程序今天在机场已经普遍运用。在做出拒绝申请决定的情况下，避难申请者可马上被驱逐。当然这带来更多的是象征性和预防性的减负，而非真正的减负，因为难民中的绝大部分人有获得保护的权利，这里只要列举难民中最大的群体即可，他们是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一半阿富汗人。根据欧洲申根协定和《都柏林公约》，他们事实上必须在踏入统一的欧洲的第一个成员国寻求庇护。但是，在难民潮涌入的情况下，这些法律体系事实上已失效了。而且，德国高层政治家也公开承认，都柏林程序是不公平的，因为欧盟外部边境国家单独承受着负担。

但是，迈向团结性的负担分摊的道路显然是艰难的。如果说《都柏林公约》的规定对德国而言是轻松的，那么，如今其他欧洲国家对难民涌向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表现得无动于衷。关于至少在欧盟内分摊意大利和希腊的16万难民的决议，是在东欧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的。Merkel（默克尔）、法国总统François Hollande（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欧盟委员会主席Jean-Claude Juncker（让-克洛德·容克）公开警告不要退回到充斥着民族篱笆和自私自利的欧洲。在这一警告的背后，远不只是策略性地提出担忧。

因此，联邦政府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与土耳其之间的负担分配上，土耳其作为过境国家对来自近东的难民逃难路线担当着某种守门员角色。Merkel（默克尔）在设想，欧洲提供数十亿欧元资金帮助土耳其，以便它照料在其国土上的200万名难民，欧盟与它呼应接纳事先约定的额度的难民。为此，土耳其要协助保障欧盟的外部边界，并根除爱琴海猖獗的蛇头业。这一计划尤其令Merkel（默克尔）所在的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非常头疼，因为安卡拉政府以此作为政治要价，要求加快接近欧盟的进程。而且，土耳其原先就提出的、在大量的西方军事保护下在叙利亚北部设立保护区的要求也是谈判的内容之一。

但是，Merkel（默克尔）不用担心自己的阵营里会阻力重重，因为在各执政党派内，更担心的是选民会因没有外部边界解决方案而投奔其他激进的政党。根据民调，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就会进入联邦议院，Merkel（默克尔）及其所在的政党的支持率下降，虽然她远未失去获得多数支持的能力。民意测验结果未证明对新来者的情绪激进转向。但是，谁如果和朋友与熟人交谈，可以到处听到忧虑、怀疑和保留意见等。对难民居住场所的袭击事件在增加。暴力话语越来越毫无拘束地在互联网中和在右翼民粹的Pegida运动的游行示威中喧嚣尘上。巴黎暴恐事件到底是增强了恐惧和抵御，还是密切了与那些在国内恐怖面前背井离乡的人的团结，这现在还看不清楚。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与全球化的约会搅动了德国，这是此前任何事件都未曾做到的。对于德国人而言，最大的惊喜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开放性，他们连自己都不曾相信会有这种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