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的道路

一大堆关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以及两个德国于10月3日最终统一的图书早就堆放在写字台上，有参与其中的东西方政要--从赫尔穆特∙科尔、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到老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和戈尔巴乔夫--撰写的回忆录，记者的目击证人报道，历史学家、尤其是美、英、法各国历史学家卓越的原始资料研究，主题涉及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的解体，后者也为德国的快速统一铺平了道路。

在进入正题之前必须要先提到这些，因为德国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去谈特别是波兰和法国等欧洲邻国以及超级大国，便无法理解这一切，即便德国内部的进程占去许多精力，常常会挡住投向全球背景的视线。简言之，德国统一--这一点还须加以强调--的确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试验，但假如没有欧洲邻国，它也就不会成功。它最终成为可能，还要归功于当时主事的波恩政要们一致认为，只有“欧洲的德国”而非“德国的欧洲”才是应当追寻的目标。如果总结这一旅程，说东西部德国人没有走民族主义路线，这并非在美化。是的，没有。这个共和国并没有被它的强大--这种强大不应给外界带来一种狂妄自大的感觉--冲昏头脑。

如今，从亚琛到德累斯顿，从罗斯托克到弗赖堡，在这些大学中，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开始了学习生涯。这意味着人们完全不由自主地将这个在其第41个年头因并入联邦德国而终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归入了历史。人们偶尔也尝试给这个国家贴上新的标签：“柏林共和国”是个颇受偏爱的字眼，它想表达的意思是，某种全新的东西产生了。但即便是对这样的特征的描述，社会也持有怀疑态度，理由是它们听起来太言过其实了。东德及5个东部州的加入方式也的确不是根本性的从头开始，《基本法》依然有效，没有制订新的宪法。我们已经无法向2010年的大中小学生一代人解释清楚，既然加入之举没有明确的全民公投，也没有选举，只有政治合并的法令，那么它为什么在当年会引起如此广泛的激情。

可以夸张地说，文化差异已经消融到几乎辨认不出，不过开局并不轻松。人才外流，追随培训和职业机遇的青年人迁出东部德国，在东西部交流中总计有200万以上的人员流失，大约三分之二的东德工业消失，爆炸式上升的失业率，国有企业借助“托管局”向私营企业转轨（或是最终的清算），所有这些都描述了严酷的、甚至是痛苦的现实。大多数盼望着快点加入西德并希望1：1兑换马克的东部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生存保障，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转岗培训，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正因如此，在最初10年中出现了某种类似“怀念东部”的情绪，这是一种既赢得了自由（和有保障的养老金）又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悲伤。在西部，人们拥有不断增长的社会结构，拥有福利，可以规划自身的生活，要他们去理解东部人的感受是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长期以来一直说到的“头脑中的柏林墙”也许西部比东部更高。在东部，“加入西德”除了给人们带来了无价的自由以外，在物质方面毕竟也渐渐地展现出了其有利的一面。

东部并未完全赶上西部，那里的工资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还明显低于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西部低大约30%。东部德国一些地方无法成为赫尔穆特∙科尔总理曾经说到过的“繁荣昌盛”的人间佳境，这一状况至今也还未能改变。尽管如此，单单是“德国统一基金”在头四年半时间里就向东部提供了1150亿马克。自1993年起延长至今的首个团结条约（该条约旨在平衡生活条件）在20年间自西向东转移了1.6万亿欧元，纯粹用于养老金、公共服务、道路建设、城市整顿和拉动投资。所有这些加起来还是以令人称奇的方式改变了“联邦新州”以及新首都柏林。

不过，人们仅从这些数字中获得印象并不正确。联邦德国已变得更加多彩，当然社会鸿沟更大，矛盾激烈。在南北之间，在大都市和偏远省份之间，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差异显而易见。统一进程本身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对此的争执早已平息。可以说，当时的局势不允许向着如时任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和许多其他东部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暂停”下来，多数人强烈要求闪电般迅速统一，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引领了这场运动。

尽管如此，许多领域还是实现了东西部的趋同，从哈勒、耶拿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目前绝不仅对周边大学生有吸引力，它们的教学单元更小，工作条件更好，技术更先进。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或者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和图林根州部分地区的增长活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巴伐利亚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样经济繁荣的州。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将东部作为惟一的“危机地区”了，西部的州和城镇也完全可能会陷入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市场危机？财政危机？这些情况已经平衡了昨日的差异。

提到这些并不是说要忽视外来的、异端的东西。比勒菲尔德冲突研究学者威廉·海特迈尔说，建立在排斥和不认可基础之上的社会分裂在东西部都存在，只是在东部更剧烈。三分之二的东部居民认为自己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甚至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相对于西部人事实上受到了歧视。但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是，绝大多数东部人都认为，1989年的和平“十月革命”是成功的，同样有这么多的东西部人对于占主导地位的民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散文家弗里德里希·迪克曼几年前就已经猜测到，东部人比西部人提前有了“失败的经验”。事实上，饱受匮乏和危机之苦的东部社会比在经济增长的西部社会里成长的人们在应对危机时更镇定、更灵活，这完全可能是优势。除此以外，尼奥·劳赫周围的绘画学派，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新无章派”，格哈特∙里希特，从托马斯·布鲁西克到乌韦·特尔坎普和英果·舒尔策等作家，还有电影人（《太阳大道》和《再见，列宁》），难道这些不都是创造性抗争和坚持的见证吗？

我的猜测结论是，目前已经日益呈现某种文化趋同，它以全新的方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又分开，但不再根据东部西部的套路。西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它在东部如果没有调整措施就应付不过来（《没有东部就没有西部》），这一点像达涅拉·达恩这样的东部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早就已经抱怨过。但如果一位像英果·舒尔策那样1962年出生的作家发表“现在可以而且也应该进行1990年没有开展的讨论”的言论的话，他难道还没有说出联系许多东西部人的实质性东西吗？他反对将生活完全经济化，而这一现象并非西部共和国的发明，而是“系统”问题。用舒尔策的话来说：“增长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不再能用作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探测棒。气候问题报告还给了我们5到10年时间拉动紧急刹车。当我们还在试图刺激消费的时候，有10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清洁的水源……。经济的国际化必须伴以公民的国际化，即政治的国际化。谈论和争论20年和平革命也意味着思考我们的当今世界。”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孤立的声音，即便英果·舒尔策的判断也是同样的观点。另一种激情已经烟消云散。因为关于如何恰当地对待过去的辩论，已经不再像刚刚统一的那几年那样富有争议了。更准确地说，它现在的内容是关于针对东柏林老政权的启蒙有多彻底，要去追究统一社会党高官或者安全局跟踪者中谁的刑事责任，怎样可以补偿受害者，给谁“犯错误的权利”以及再度融入的机会。一个清算“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与后果”的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试图疏通堵塞了40年的不满，《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和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专员这个专署机构的设立也对有序的辩论作出贡献。

尽管有各种可以理解的批评，最终还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在诚实审查过去和不要继续挑拨事端直到自身社会分裂 、瘫痪的愿望之间。“凶手在我们当中”，这是一本控诉书的标题，作者胡贝图斯·克纳伯本身就被委以“清理”安全局档案的任务。他坚持认为，许多旧势力没有绳之以法，或是保留了隐蔽的影响力，许多非正式的安全部工作人员被掩护起来，或是在“左翼党”中找到了庇护，该党1990年作为统一社会党（SED）的后续政党成功进入了联邦议院，当时它的名称是民社党。这个政党是德国最年轻的政治力量，尤其在5个新州有雄厚的实力，目前它在其他各州也都纷纷进入了州议会，引发了德国五党制格局的确立。现在人们也不再会激动地质疑其成员是否有着安全部的背景，这个问题已经渐渐隐退到历史的视野中去了。

东德是什么？恰恰是一贯睿智的比勒菲尔德历史学家汉斯-乌里希· 魏勒尔在他多卷本的《德国社会历史》一书结语中把这个自身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称为纯粹的贪官国家，其国民整体上是顺从的、适应的，不需要更进一步端详，对于那些相关的人来说，这41年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认可。他因此伤害了许多东部人。但在我看来，即便是这样的争执也都已经退居次要了。就连东德时代勇敢的反对派，在统一20周年以后都已经心平气和地在说，他们在1989-90年中纯粹是被统一的雪崩碾倒的。他们曾是民主人士，但碍了事，所以他们沉沦了。英果·舒尔策认为，那些公民们没有被视为公民，而是通过大选承诺（很快引入德国马克，繁荣昌盛）被解除了责任。1994年竞选联邦总统的延斯·莱奇说，从这以后，统一就背负了“民主赤字”，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毫无悲伤，历史就这么一带而过了。

统一后的德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联邦德国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明确的标签来描述其核心。统一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也许超过了它愿意承认的。起码至今人们都一致同意继续“欧洲道路”。欧洲的东部--特别是波兰--也加入了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点磨损，有点事务化，但却稳定，也不再纠结于一个问题，即东西部这“半个民族的两个灵魂”（卡尔-海因茨∙伯拉尔语）是生活差异太大还是可以重新同生共长。 这一切已经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不久的将来人们只会在周年纪念日时才会忆起，昔日并非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