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闪光之作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切。没有人预言过柏林墙的倒塌。虽然1949年起生效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呼吁德国人通过“自由决定”来“完成”本国的统一与自由。就连政府领导人如联邦总理Helmut Kohl（赫尔穆特·科尔）和外交部长Hans-Dietrich Genscher（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20世纪80年的上半叶也是一再强调，德国的分裂是非自然状态，某个时候将会结束。1989年6月中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ichael Gorbatschow（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访联邦德国，并与Helmut Kohl在一份共同声明中确定：“所有民族和国家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在国际法基础上有主权地构建其相互关系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是没想到结束分裂的时候这么快就会到来。Gorbatschow声明中的这句话是对其势力范围的各民族追求独立的诉求做出的回应。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将德国和柏林分割开的柏林墙会倒塌，甚至两德会重新统一。这样也好理解，因为不论是德国的分裂，还是德国从奥德河到尼斯河的东部领土分割给波兰或者说给苏联，这些都是德国和德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为其政治和挑起战争的行为，特别是为他们从1939年至1945年进行占领、掠夺和毁灭性的军事战争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要想让柏林墙变得出入自由，甚至跨越它，就必须承认二战的后果，也必须获得盟军战胜国的同意。1970年和1972年间联邦政府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同苏联、波兰和民主德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中确认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接受将奥德河和尼斯河沿线作为波兰西部边界。

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边界则变成了分界线，曾经共同对抗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变成冷战中相互对立的敌人。鉴于核军备的升级可能，以苏联作为一方，美国、英国和法国作为另一方，都希望中欧包括德国分裂的现状不发生任何改变。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四国已不再是占领国，但是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他们各自都保留最后决定权。

这就是当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苏联势力范围内各民族开始反抗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强制统治的形势。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还不是这股反抗运动的推动力量，成为这个运动标志的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但是之后民主德国的人民利用这股运动动力和克里姆林宫以及本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弱点，从1989年春开始走上街头，日益强硬地要求有旅行自由的权利。

1989年11月9日晚，一位对此局势完全力不从心的民主德国政治局代表在被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时宣布，旅行自由权利从即刻起生效。于是东柏林人立刻成群结队向柏林墙进发，以验证该声明的真实性，不知所措的边界士兵打开了围栏。这便是柏林墙倒塌的序幕。这一事件 -- 它是偶然、混乱、压力和不知所措的结果 -- 哪怕在其发生数小时之前都没有人预料到。比如Kohl总理，他当时正在波兰访问。所有人 -- 德国、欧洲和全世界都不知所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件事之后的数日乃至数周都没有人想到两德会很快重新统一。当统一之事由于东德民众的压力最终排上日程后，开始也没有人能够设想，所有接下来的事情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进行下去：柏林墙倒塌才11个月，德国人就可以欢庆他们国家的重新统一了。这段历史的终结是德国人最初不再期望、二战战胜国也不希望出现的，它出现得如此之快有多种相互交织的原因。包括苏联帝国的迅速瓦解过程，苏联本国也被波及到，而且人们不知道它瓦解后将会怎样。在这一背景下，有秩序的德国统一对很多人而言瞬间从噩梦变为希望之光。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总统George Bush（乔治·布什）很早就释放信号，德国问题通过统一的解决方式在特定条件下将优先考虑。最终，联邦总理Kohl、外交部长Genscher和联邦外交部利用了这个好时机，与二战四个战胜国团结一致，在民主德国配合下将统一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付诸实现。

1990年2月23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宣布，即将讨论有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外交部长Genscher代表波恩主持谈判。参加谈判的民主德国外长是牧师及民权人士Markus Meckel（马库斯·梅克尔），他在1989年秋重新建立了东德社民党。大家想在所谓的“2+4”谈判中最终只保留五个谈判方，因为第六方民主德国将和平、和谐地退出舞台。谈判最终能形成一个长久有效的条约以及完成两德的统一，主要依靠这个进行谈判的小圈子。由于六方没有商议和平条约一事，也就没必要邀请1945年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所有和德国曾处于战争状态的40个国家参加。这样一来，潜在的棘手问题就淡化掉了，比如索要战争赔款。从谈判六方来看，这个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一系列条约已经得到解决。仅仅有一个例外留给六位外交部长：他们在1990年7月中旬的巴黎会谈中，邀请了波兰同事Krzysztof Skubiszewski（克日什托夫·斯库比谢夫斯基）参加了部分会议。原因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波兰这样在过去两个世纪如此饱受其邻国的政治与战争之苦，波兰因此得以提出德波“现在与将来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要求，并要求得到落实。

巴黎会谈是六国外长总共召开的五次会议中的第三次。首次会议于1990年5月5日在波恩举行。会议的准备和后续工作都由各部进行。各部领导及其相关部门承担了最艰巨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都是秘密进行，大众也兴趣浓厚，同时也很紧张地追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让众人可见的事情。外长会谈如此，国家及政府首脑的碰头会也如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欧洲共同体的会晤、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或者北约会议上见面，当然还有一系列双边会谈。在德国看来，这些会晤首先关乎缓解本国盟友英国和法国之间有时很激烈的矛盾。

最终，只有苏联还在说“不”。毕竟克林姆林宫必须同意德国的统一和德国加入欧盟，而且恰恰又偏遇苏联自己面临内爆的时刻。德国的联盟所属因此成为核心问题。从6月始逐渐出现了苏联让步的迹象。7月14日，总理Kohl前往莫斯科，与Gorbatschow一起前往其家乡高加索。在动身前，Gorbatschow就已经释放了赞同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的信号。7月16日，在苏联边疆小镇热列兹诺沃德斯克举行的一次双方共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一决定。Gorbatschow还保证苏联军队在1994年前撤军。德国承诺保证现存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削减军队、长期放弃原子生物化学武器以及给予全面的经济援助。由此为接下来的六国外长谈判打开了通道。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条约，1990年10月1日，四国在纽约的一项共同宣言中宣布放弃其与德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德国便获得了完全主权。三日之后，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统一的德国和三个西方国家顺利地批准了“2+4条约”。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经过争论后于1991年3月15日批准了该条约。1991年3月15日，苏联大使Terechow（捷列霍夫）向外交部长Genscher提交了批准证书，至此条约才开始生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承担了前苏联与德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中规定的义务。1994年8月和9月，最后一批盟军部队从柏林撤离，战后时期不可逆转地结束了。

 “2+4条约”并非和平条约，但是却承担了和平条约的功能。它包括了“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整个柏林的区域”。自1945年以来，这是首次又重新形成的一个对内、对外均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并且拥有至此并不清楚的国际责任。德国从此做得非常得体，并因此赢得尊重，这也和该条约强大的抗压性有关。因为该条约为德国今天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奠定了政治与法律的基础，本来这个角色并非德国人最初所追求的。该条约毫无例外被所有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接受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样的支持，德国既不能在世界共同体 -- 以及军事特性决定的 -- 一系列使命的框架下履行自己的义务，德国的外交政策，举例而言，也没法与五个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起就伊朗核冲突问题与伊朗进行谈判，或者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充当领头的调解人。这都说明了在极端情况或者在旧世界秩序崩溃之时外交的作用很大。这也说明了德国人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担当由统一而带来的国际共同体赋予它的角色。

Gregor Schöllgen教授、博士是历史学家和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近现代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