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对少数民族而言没有国家障碍的欧洲”
巴黎歌德学院院长Joachim Umlauf以欧洲如何与其最弱的成员相处来衡量欧洲。
1 Umlauf先生，欧洲不仅身陷金融危机，而且还身陷文化认同危机，是吗？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谈论文化、谈论宏伟思想的时候？
我不喜欢人们专注于所谓的文化甚至道德危机，因为它让我们陷入不大好的意识形态的窠臼。这么说就等于认为欧洲社会在政治上越来越多地听任咄咄逼人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架构的摆布，故意容忍民族背景下的社会差异，并发誓放弃社会的共同性。我比较了解法国和德国，在这两个国家，这些情况仅在少有的条件下才出现。当然，我感觉欧洲正处于某种形式的代际危机，目前担任领导地位的较年轻一代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很多都要归功于他们上一辈人取得的伟大成就。
2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联系线索放到一边，那么欧洲文化中起粘合作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谈论狭义上的艺术产品，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通常恰恰不是各国自己分类，而是必须接受更高的国际标准。有这样一个悖论：的确，艺术只有在外交展示中 -- 比如通过文化机构 -- 才被“再民族国家化”。但这是以一种求助于欧洲文化中原本的粘合物的方式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政策试图在欧洲所有地方保存语言及艺术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既在自我（多元）文化内部，又在从外部而来的跨文化影响方面 -- 这完全是追求文化或者甚至是国家霸权的反面。而在过去，这个领域就是被这种霸权追求所主导的。
3 失业、缺乏前景。文化在这样的社会气候里能发挥什么作用？
我认为将文化 -- 它既包括参与艺术作品的制作和策划，也包括掌握一门外语 -- 的作用与社会必要性相对立是非常糟糕的。只有当人们在物质需求以外获得亲历自由的可能性时，自由和人文精神才存在，才能被捍卫。这是我们文明的基础。
4 哥伦比亚作家Héctor Abad不久前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即欧洲已经失去其早年的乐趣。民粹主义者可能将欧盟又拉回到民族主义的噩梦中，他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危险。
欧洲是否曾在广大民众中激起如此巨大的兴奋和喜悦，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直到几年前，欧洲还不是真正的内政议题。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民粹主义的确非常让人担心。终究如何衡量欧洲乌托邦，要看我们如何与欧洲最弱的成员国相处。辛提人和罗姆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渴望的文化之地是一个对少数民族而言没有国家障碍的欧洲。
5 您在法国感受的气氛是怎样的？您在项目工作中如何对此做出反应？
德国和法国在政治上的不协调，包括其文化及社会影响，显示了中介机构的重大意义，在紧密和运作良好的关系中亦是如此。这对每一代人而言就是要重新传递有关其他人的基本知识。相互摩擦对于明确立场是有好处的，加深对其他人的了解不总是，但却往往需要语言知识。我们在我们的言语活动中做出反应，我们进行解释、提供主持，尝试让其他人的立场变得能够被理解。
JOACHIM UMLAUF博士，巴黎歌德学院院长、法国地区主任。他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学家和翻译家，曾是巴黎海涅故居的主任，也曾担任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歌德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