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道路上的伴行者

每一道菜对于他都意味深长，Mudar El Sheich说。用鸡肉和米饭加白豆蔻及肉桂制作的卡布莎（Kabsah）令他回想起与家人在一起的那些周五夜晚。一家人团坐在阿勒颇父母家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战争令他们离散，逃往瑞典、土耳其、迪拜。El Sheich如今在柏林的克罗依茨贝格区做饭。有时候也会有卡布莎，味道跟在家吃的不同，但也还过得去。这里有愿意跟他分享食物的人们，也有对他由此而唤起的回忆感兴趣的人们。

炉灶边挨着他站的是Rafael Strasser。这位经济工程师29岁，与曾在叙利亚当阿拉伯语教师的El Sheich同龄。Strasser和朋友们共同发起了“跨越边缘，携手共煮”项目。这个小组组织课程，让难民与组员一起烹制他们家乡的菜肴。“一口锅里做过饭的人会拥有共同的基础”，Strasser发现。对于胡须略带红色、额上留下伤疤的El Sheich来说，这些课程“就如同一个窗口。我就这样更熟悉德国了。”

Mudar El Sheich是2014年来德国申请避难的202834名难民之一。迫使很多人离开家园的主要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火。审理他们申请的机关和安顿他们的城市，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很短的时间内必须建起新的居住区，并重新组织流程。但除国家支持外，还有一些人行动起来了。在许多地方，民众自发提供支持，表达团结。

离开柏林500多公里，在埃森的一座仓库中，来到这里的难民最初所需要的，是比厨桌前的谈话更基本的东西：例如双脚的保暖。Mir Atiqullah Mirzad只穿着一双单薄的运动鞋，而二月的这一天，室外温度是零度左右，步行道上积着雪。这位26岁的阿富汗人到德国才几天。在家乡的时候，他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因而受到威胁。他这么向Benjamin Melzer叙说着，并跟着他在鞋架和服装架间穿行。Mirzad找到了一双冬靴，几乎是全新的，他试了试右脚，正合适。

在出口处，Melzer在Mirzad的票证清单上打了一个勾，又和他交谈了几句。Melzer创办了这个“Sozialkaufhaus”（社会救济百货店）。34岁的他本来只是想把儿子的童车捐给难民，但城里却没有一个中央募集点。Melzer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他致电市政厅，终于得到了使用紧急安置点附近这间仓库的许可。他通过Facebook呼吁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如今他们每周一至周五从11点到13点发放捐赠的衣物。因为埃森仅仅是安置点居民的中转站，社会救济百货店的顾客也就川流不息。“起初我并不清楚这个规模会有多大”，Melzer说。

慕尼黑的Barbara Scherer的情况与他类似。这位儿科女医生第一次踏进巴伐利亚兵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黄色塑料箱，箱里是最常备的药品：咳嗽糖浆、药栓、抗生素。Scherer的诊所就在这个联邦国防军旧兵营的附近，这里如今是巴伐利亚最大的难民接纳场所之一，容纳了超过1200名难民。许多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穿过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腊来德国的人们来到这里：2014年里，有时一天就会有400多人到达。越来越多的难民家庭来到Scherer的诊所，女医生因此也早已决定亲自到兵营里去。

黄色药箱还放在治疗室一角，兵营里的这间治疗室如今已经在使用了。治疗床上坐着来自尼日利亚5岁的Alexandra。“我们可以看看你的耳朵吗？”医生拿着耳镜弯下腰来，用英语问道。Scherer是一位乐呵呵的女士，头发金红，微笑迷人，孩子们都喜欢她。检查很快就完成了，只发现一处脐疝，没有其他问题。但她的诊疗时间里也会遇到危险的传染疾病，如肺结核。还有聋哑儿童，和从来没看过医生的重度残障儿童。这工作“很美好，也很可怕”，Scherer说。

如今这个地区已经有许多医生和她一样定期走出自己的诊所，到巴伐利亚兵营帮忙。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Refudocs”的协会，与负责难民的上巴伐利亚政府密切合作。Refudocs这个例子很好地表明了自发援助如何持久化，救援网络如何变得更紧密。工作排班表早就已编好，医生们还在兵营大门后的一座房屋中建起了一个带接待室和等候室的治疗中心。其他城市的同事们也已经来咨询这一模式了。

 “我们这里行之有效的，在其他地方为什么就不能照做呢？”Mareike Geiling也问道。28岁的她指的是自己的“bei uns”（住我们这）合租集体。Geiling曾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资助去往开罗，她在柏林的房间因此空出九个月。她和同租的室友决定接纳一位39岁的马里难民暂住。这位难民的房租由他们从亲朋好友中募集的捐助承担。

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这个点子，并表示可以帮助其他合租集体介绍，很快就吸引了上百个感兴趣的回音。但要给难民和空房间牵线，并不容易，这也是因为各个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目前已经有12位难民搬入新居。而他们在各自合租集体中的生活，与其他“普通”的合租集体几无二致，这一点Geiling在回国休假时就看到了。“我们坐在厨房里聊天，一起去酒吧，一起欢聚。”交流多于援助，交往是平等的 -- 新的倡议计划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

对于Ines Gebert和Kahsay Berhane来说，情况有些类似，却又不尽相同。Berhane本应境况较好，他是有大学文凭的药学技师，四年药剂师经验，比Gebert还要好上许多。但30岁的他所来自的世界却不那么美好，他来自厄立特里亚。他提到自己祖国的时候，声音就轻了下来，要凑近才能听清他说的话。他提到军队大权在握、随意抓捕，提到自己姐姐死得不明不白。2011年他逃到埃塞俄比亚，而后辗转苏丹、利比亚，来到德国。这段路程他花了两年时间，给了蛇头8000美元。

Ines Gebert来自黑森林的弗罗伊登施塔特。21岁的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习药学，刚刚第一学期，一口洪亮友善的方言。他俩是通过“Academic Experience Worldwide”（世界学术经验）结识的。这个项目的背景是：许多寻求避难的人具有很好的素养，在家乡从事的是医生或律师工作。这个项目的组织者，歌德大学的两位女生认为，这些潜能不应就此搁置。她们的想法是，让高学历的难民与相同专业的德国大学生走到一起。

这样的“配对”如今已经组成了15对，Gebert和Berhane就是其中之一。两个人中最积极的还是Berhane，他希望尽快把德语学好。他为他俩每周一次的碰面立下规矩，只讲德语。Gebert则主要承担辅助任务，她帮助Berhane修改个人简历，给招聘医药技术人员的医院打电话。而等来的回音也几乎都是一样的：Berhane的专业素质不错，但他的德语还不够好。

Gebert的日程排得很满，学习要求高，压力大。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定要参加这个配对项目，没有时间就硬挤出来 --参与这些项目的许多年轻人都是这样。这一代人，人们往往以为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自我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至多不过是在Facebook上点个赞，但他们却是帮助难民的重要推动力。

而行动起来的并不仅仅是年轻人。帮助行动和想法是没有限制的。一些人凭着医生的自觉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动起来是因为他们住的街道上搬来了一户难民家庭。政治信念和信仰也会成为推动力。除了草根倡议行动，还有已经存在数十年的教会援助行动。还有人权组织一直致力于为寻求避难者服务，帮助他们争取权利。外部条件必须有利，毕竟并不是每个难民都能遇到一个伸出援手的个人。但Günter Burkhardt，“Pro Asyl”（支持避难）的主管人，还是认为这些新的倡议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个人行动可以在难民接纳事务中起到一个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如今“老的”和“新的”帮助者往往互相支持。例如埃森的Sozialkaufhaus就和Pro Asyl一起工作，在接到问询时提供联系方式。

无论是自发组织还是有固定的结构，促成许多帮助者行动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逃亡和被驱逐的经验。对德国无数家庭来说，这是他们历史的核心。二战后，数百万德国人被迫背井离乡。因此难民的形象也在许多中老年人心中唤起了行动的愿望。帮助行动是一个跨越代际的行动，也是一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共同参与的行动。

Bassam El Aydi还能清楚地记起自己在德国的开始，那已经是21年多前的事了。就在到达的第二天，这位巴勒斯坦人迷失在路德维希港的街道上。天黑下来，他拦住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警车。El Aydi向警官出示了写有自己地址的字条。警官告诉他怎么走，他却一个字也听不懂。后来他们直接把他送回了家。

Bassam El Aydi有过幸运，而如今Abbara一家则得到了他的帮助。50岁的他穿得整整齐齐，胡子理得干干净净，坐在这个住在海德堡附近施里斯海姆的家庭的桌旁打着电话。他要打很多电话，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要与官员、学校和乡镇沟通。El Aydi参与了一个市民倡议行动，他提问、追问。有时候他把眼镜推到光头上，认真地注视眼前的一份文件，这时Akram Abbara就知道事关重大了。他懂的不多，他只会说阿拉伯语。El Aydi如今就是他的喉舌和耳朵。

Abbara一家来自叙利亚的霍姆斯。他们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就逃到了利比亚。“我们必须离开”，父亲Akram几乎是抱歉地说，“为了孩子们”。最小的孩子Aya已经9岁，但在施里斯海姆的学校里还是得从一年级学起。他12岁的哥哥Mohamad Oday和14岁的Maya还在学习新的语言。

他们在利比亚呆了4个月，一直没有放弃回家的希望。在当地也不能再提供庇护时，他们启程继续逃往欧洲。Abbara说，在家乡他是手工业者，而如今必须等待，依靠别人。能看出他睡眠很差，他的妻子也很不安，频频站起来倒茶。他们希望El Aydi的电话里能提到给他们找一个大些的住房，现在的房子住五个人太小了。

Bassam El Aydi 是翻译、顾问，有时候也是安慰者。挂了电话后，他解释说，新房子还要再等一阵子。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一位本地大爷来了，他要带孩子们去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