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4

1964年10月，当我终于降临人世，我父母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我，就在《波鸿报》（„Bochumer Anzeiger“）上为我登了出生公告。他们相信做对了一切，却还是失望了。因为在报纸的这一期周末版上忽然充满了其他叫做Stefan的新生男孩。当时Andreas和Bernd的取名潮似乎已经过去，Ulrich和Dirk这两个名字还没有热起来，Michael潮再度泛起，但是我母亲希望她那小小的、地方性的小自留地Stefan可以保住。然而再也没有自留地了，我们遍布全国。我们，1964年，德国战后历史上生育最高峰的年份。我们可以塞满所有18个德甲球场，座无虚席，再加上德乙球场。1964年出生的人有Jürgen Klinsmann（尤尔根·克林斯曼）、Ben Becker（本·贝克）、Hape Kerkeling （哈珀·科尔可林）或Linda de Mol（琳达·德·摩尔）。也许还有那个年份出生的更有名的吧，完全可能。

1975年我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44个孩子。总是得有人跑出去再找些椅子来。我班里有三个学生跟我同名。叫Stefen的好处是，当物理老师点“Stefan”名时，不用马上紧张起来。坏处则是，总是误以为人家在跟自己说话。因为叫Dirk、Ulrich和Martina的都是唯一的。我们则是从第一刻就开始容易混淆。我们中间没有人叫Marcel-Leonhard或Laura-Chantal的。我们与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我们挂满银丝条的圣诞树下从来没有只给一个孩子的礼物。我们中间没有人能获得独享这世上任何东西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大幸运。

你们从哪儿来，你们为什么占满了所有有意思的职业？我们如今忽然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提问的是危机一代的孩子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正从一个职业调到另一个职业，找不到稳定的职位。这些人从《明星》杂志里充满责备地看着我们，还有《明镜》杂志，到处都是这些轻声的控诉：你们占的地方怎么这么多？每当新一代人涌入职场，就会重启这一争论，但现在争论的声音变得尖锐了。我们也曾经是危机时代的儿童，但我们把危机变得轻松了，我们就像临时出租车司机那样绕过了危机。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没有那么严肃，也许我们已经无耻地从我们的无知中获得了报酬。现在我要来抢过话头，我必须把这个故事从头讲起。

当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Bonanza》，胖Hoss的连续剧。我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但我认为当时正播着这部片，因为它在我小时候一直播着，就像《Daktari》和《体育大观》。提这些事儿，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否则就没法跟人解释，为什么我们个个都习惯性认为一切都有好结局。当然后来，当我们的谈话越来越偏向政治时，我们不为所动地谈着世界末日，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只是因为我们其实不信它。逼近中的灾难已经被我们的英雄之一扭转了：切·格瓦拉，泰山或鹰爪李小龙。

我们人多，所以耐得住拥挤，儿童房挤得没法透气，昏暗的贴面舞会挤得无拘无束。我们谁也没有通过互联网找女友，我们选择了不被搜索到。我们不玩平衡，我们出其不意。我们是“万维网一代”的反面。我们过一种德式生活，而对此不置一问。我们互相贴近，而非我们本意。我们需要网络的时候，就去打铃找朋友们。

当我们大多数人高中毕业，那是1983年，有些人（比如我）则是1984年，一个恶词出没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大学毕业潮。“你们全都会失业。”这句话，我们中间每个在大学里注册了日耳曼学、历史或其他看似无用专业的人都至少听到过一次。你们全都会失业。这是1964年职业咨询师的看法。我们都听到了这句话，不过并不觉得这会是真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快活的社会底层。我们任凭自己被课程驱使，躺在大学楼前的草坪上，但我们不问自己：事业的下一步在哪里？事业这个词儿已经让我们觉得可笑了。我们缺少不安的感觉，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人多。

我们是战争之子的孩子，忧心父母的无忧子女，如果有代际研究者想从我们这一代身上找到些什么，他得拿一张1964年的德国地图，标出人们建造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所有地点。这张地图会是黑的，全国摆满了灰桶和房瓦，这个德国相信美好结局。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没有什么能比与水泥搅拌机的研磨声相应和的婴儿的啼叫更能鼓舞乐观情绪了。我们是德国建筑工地的孩子，一种起初谨慎而终于奔放的信心的果实。我们见识了太多的第一次：维也纳森林连锁店餐馆的脆皮鸡，北意大利咖啡馆的巨型冰淇淋杯。我们是坐在大众甲壳虫汽车逼仄的后备箱里的孩子，当我们的父母一生中第一次跨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来到那渴望之地，在那里，我们被准许买一小瓶可乐，带四根麦管儿。

那时候，我们父母的派对上，烟抽得很凶，Stuyvesant、Lord或是HB牌子的四方烟盒上没有警示标志。70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写满副作用的说明书。当我们上完学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我们感受到了父母们的骄傲。我们的家庭中还从未有人走得如此之远。“你们会比我们更有出息”，这是我们父母的心声，如此真诚，如此谦逊，如此朴素，绝不可能成为引发代际冲突的话题。

六八运动者们自称是在人群里追逐，在人群里停留。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算是人群。六八运动者生活在美梦里。我们生活在他们醒后的白天。我们的概念来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我们的概念日益庞大，却并没有造成大的政治危机。大众大学，大众失业；综合学校，综合高校。哪个词语如果带点儿大批量的意思，我们就一定跟它有关系。我们的词语逼着政治家盖大楼，而不是任凭体制崩溃。我们那时候很乖，我们现在还是。我们站得远远地给街头混战者压阵，要对抗体制，我们是唯一理想的力量，但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连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都没有。

我们眼中Uschi Obermaier（乌施·欧博梅尔）那样的巨星是Suzi Quatro（苏西·奎特萝）。她缺乏政治意识，而她堕落的歌喉足以补偿这一点。我们用笨重的一体机听她的LP唱片，那机器外型像压平的棺材，是我们14岁坚信礼的礼物。我们新教教徒们因此有点儿同情天主教教徒，他们的大节日是10岁领圣餐，那年龄送个昂贵的一体机还早了些。我们的暴力想象终结于Deep Purple乐队（深紫色乐队）的长发摇滚歌手们，他们在温文尔雅的日本开演唱会，惹得歌迷们把现场的椅子都砸光了。Deep Purple乐队解散的时候，亏得有AC/DC乐队在。这乐观的70年代，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们要归功于信任。于是我们有些怀旧了。我们所度过的70年代无疑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西德式的幸运。

关于我们其实也没很多可说，没什么惊人之处。我们时不时地过个生日，如此而已。2014年我们就50岁了。成千上百的人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