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语言,无数声音

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也是德国文学之幸。

法拉费、寿司还是都拿?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大概没人能明白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之后,这些词变得非常熟悉,很难想象哪个德国城市会没有阿拉伯、东亚和土耳其餐馆。德国的饮食文化吸收了国际元素,把远东香料和家常美食混搭,实验着令人惊喜连连的跨界组合。

当代德国文学也是如此。很显然,德语国家的文学创作与人们新的美食喜好是平行发展的。越来越多母语不是德语的人开始思考如何用德语来讲述他们自己对世界的新认识。

这个过程中唯一令人吃惊的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些移民的声音才终于响亮到能真正被人们听到。毕竟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当时所谓的“客籍工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来到德国,而来自东欧、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则要更晚一些。1985年当首届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奖颁奖时,人们还在用“外国人文学”这个说法,不久之后就改为“移民文学”。这一奖项是颁发给“作品以文化转变为特点的、用德语写作的优秀作家”。2000年之后,大多数获奖者摆脱了这个标签。他们的作品早就不再代表社会边缘,虽然他们的许多故事仍然来自社会边缘。他们越来越进入主流,从他们获得的众多奖项就能看出这点:2015年,双亲都来自伊朗的Navid Kermani(纳维德·凯尔曼尼)成为第一个拥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荣获著名的德国书业和平奖,这一奖项主要颁发给那些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作者。

过去几年的沙米索奖获奖名单仿佛是一部当代德语文学名人录:Zsuzsa Bánk(苏莎·班克)、Sherko Fatah(舍尔克·法塔)、Catalin Dorian Florescu(凯特琳·多利安·弗洛雷斯库)、Asfa-Wossen Asserate(阿斯法-沃森·阿瑟拉特)、Olga Grjasnowa(奥尔加·歌利亚斯诺娃)、Nino Haratischwili(尼诺·哈拉齐维丽)、Terézia Mora(特雷西娅·莫拉)、Saša Stanišić(萨沙·斯坦尼西奇)、Feridun Zaimoglu(费里顿·扎伊姆奥卢)。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加长。他们的书千差万别,不论是叙事散文、通俗专业书籍还是诗歌,都无法贴上“移民文学”的标签,他们完全是自然地把德语运用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主题。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已无法完全摆脱家乡的影响。2000年沙米索奖获得者Ilja Tronjanow(伊利亚‧托亚诺)在文集《Döner in Walhalla oder Welche Spuren hinterlässt der Gast, der keiner mehr ist?》(《瓦尔哈拉的都拿,或那个不再是客人的人留下什么痕迹?》()的导言中提到“精彩人生的无穷多样性”,这也是精彩文章的前提。他对“国内财富贫瘠的人”所创作的、往往缺乏亲身经历的文学作品提出了批评,并补充说,“文学与写作者的经历很少或没有关系”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在如今已经解体的南斯拉夫的经历,Sasa Stanišić如何能写出小说《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士兵修理留声机的方法》,2006年)。Stanišić的这部关于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的爱和死亡的宏大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而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却以乌克马克为故事发生地,这表明,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被他的家乡所局限。Zsuzsa Bánk继她的第一部以匈牙利为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Der Schwimmer》(《泅泳者》,2002年)之后,她于2011年出版的书《Die hellen Tage》(《明亮的日子》)也把故事发生地选在一个德国南部的村庄。但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匈牙利血统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她的长篇小说《Der Russe ist einer, der Birken liebt》(《爱桦树就是俄罗斯人》,2012年)中,年轻的阿塞拜疆裔柏林作家Olga Grjasnowa带着讽刺的态度研究文化成见,她书中的主人公Mascha用“移民背景”这个词取笑。Nino Haratischwili以长篇小说处女作《Juja》(《尤雅》,2010年)入围德国图书奖初选名单,并入围德国电视二台(ZDF )的“观点”文学奖。她在2014年出版的1000页史诗《Das achte Leben》(《第八条命》)中讲述了苏维埃时期一个格鲁吉亚人家庭的故事,叙事时间贯穿整个20世纪。

家庭是出生和命运,因此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家庭故事总是意味着自我确定、寻找位置、构建认同。这些长篇小说不是“移民的”、不是德国的、不是美国的,它们是普遍的,讲述的是触及我们所有人的,与所有人都相关的故事。在二战结束70年之后,在首届沙米索奖颁发30年之后,德国文学经历了新故事的大量涌入,这意味着成果丰硕、佳作频出的德国战后文学时代的终结(纳粹、二战、两德分裂)。完全不同于某些语言纯化论者的观点,一个语言共同体的力量取决于它吸收和转化新的、外来的东西的能力。对所有相信故事力量的人而言,这种无止境的蜕变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