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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和平及冲突研究人员Harald Müller谈历史之鉴和危机之可比性

11.06.2014
© picture-alliance/dpa - Harald Müller

现在德国正掀起一战历史热,有各种书籍、电影、朗读会和报道。您曾想到过关于这个历史话题会有如此多的讨论,引起如此浓厚的兴趣吗?

从市场的角度看:是的,有这个预期。这对于畅销书和计算收视率的节目而言是个很理想的话题:众所周知,颇具轰动效应,有历史意义而且很残酷。既适合严肃和有知识含量的讨论,也适合杂乱无章的闲谈。严肃点讲:在我的关于一战的讨论课上有80名学生,他们都兴趣盎然。他们明白,从那时候至今走过了一条历史的道路,没有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学生们感觉对有关一战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所以愿意相互讨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态度。

 

在今年三件大事的纪念周年 – 1914年、1939年和1989年 -- 中会传达怎样的信息?哪些将会长久留存?

到目前,关于一战的纪念占主导,毕竟是整整100周年。所以我想,这个主导地位会保持下去,围绕二战的开始,即1939年9月和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纪念也会短暂受人瞩目。在德国关于一战的讨论将会强化对军事行动的质疑,也会强化倾向合作、多边外交及安全政策的立场,这也是德国外交行为的基本特征。另外,欧洲思想或许还会获得一次急需的输液,因为欧盟是抵制欧洲“新萨拉热窝”最坚强的堡垒。

 

与一战相关的话题中,外交失利和政治的弱点被视为冲突没有被制止的原因。如今外交手段比起100年前更有效吗?

曾经有欧洲共同合作的遗留,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大国多边主义,其手段在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还被使用过。1914年还没有国际联盟,它是作为对战争经历的回应才成立的。比起国际联盟,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是更强有力的组织,但是它还需要补充新的共同合作,并且与安理会不同的是,合作的成员构成应该要反映出当今世界的权力重心。还有,好机制的存在依然还无法保证和平,它们只是提供了机会,但是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大国的实践非常重要。可是这方面现在还有很多恶意,正如乌克兰危机、东亚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南海问题中显示的那样。

 

21世纪的摩擦和利益冲突与20世纪相比,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吗?

它们惊人地相似:领土、地位、对“阳光下地盘”的竞争和资源需求,其次还有意识形态矛盾,如民主对专制。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众人称赞的全球化还有非政府组织的繁荣发展仅仅带来了很少的改变。在大国事务中,这些仅仅是装饰,不是实质。

 

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影响了德国外交政策。我们可以把这看成“吸取教训”吗?

德国民众对道德、军事行动的成本效益比率所持的怀疑主义可以用两次世界大战来解释,并且在1990年后授权军事干预的经历中得到证实 -- 即使不是每次行动如此。多边联系的意愿,以对经济实力产生影响作为理由,对睦邻友好关系的尝试,致力人权,将外交手段的优先性置于制裁和威胁之上,坚持军备控制和裁军 -- 即使对于有些盟国而言已经过时,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我们在“吸取教训”。

 

两德再次统一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期望这样的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能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要以怎样的形式做到这点呢?

前联邦德国已经承担了责任,比如在欧盟、北约,采取亲善政策,1990年后也承担了责任,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非军事上。我们不能把德国16个正在进行的海外行动和14个已经结束的海外行动当作没有发生。另外,我认为,现在关于责任的讨论片面地聚焦在军事问题上。德国其实必须承担更多责任的地方应该是实现联合国的千禧年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气候政策、在欧盟和世界范围构建更多的经济与社会公正。不管怎样,在军事领域,我不认为德国有需要偿还的亏欠责任。

 

如果欧盟的建立是对摒弃20世纪做出的回应之一,那么1989年开放后在欧洲形成的机遇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或许是否还错过了什么机遇?

问题其实更多地出在全欧洲层面。通过北约的扩张政策,我们为欧洲的重新分裂铺平了道路 –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东欧伙伴国家的愿望十分迫切,而这恰恰也是悲剧所在。欧盟向东开放固然有理,但是对于东扩却操之过急,没有更多地把东扩的希望作为激励东欧国家内部改革的手段。

 

将敌人变成睦邻曾经是欧洲之梦”,社会学家Ulrich Beck(乌尔利希·贝克)不久前以这句话作为一篇随笔的开篇之句。如果您可以自由做梦,您的欧洲之梦将如何继续?

 

 “我已经不再做将欧盟作为终结的梦了。欧盟时至今日一直在挫折和重新飞跃的交替中向前发展着。基本上还会这样继续发展。强势的民族国家认同与弱势的欧洲认同完全可以同时存在,而强势机制使现状得以维持并发展。社民党人Eduard Bernstein(爱德华·伯恩施坦)关于社会进步的名言或许也适合欧盟:终极目标不重要,路途才是一切。

 

访谈:Janet Schayan

 

HARALD MÜLLER(赫勒尔德‧米勒)教授、博士是黑森州和平及冲突研究基金会负责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国际关系专业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有国家的安全政策和世界秩序政策。Müller曾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nan(安南)的裁军顾问。自1999年为外交部规划司“和平与冲突研究”工作小组联合主席之一,2011年起担任欧盟不扩散联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