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两个世界

外交部国务秘书Stephan Steinlein谈变革前后的经历

Steinlein先生,1989/1990年对您 -- 以及当时的许多民主德国公民 -- 而言,也是人生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回忆起这段时期,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始终带有巨大的幸福感:当看到柏林墙被打开的照片,如今我仍会热泪盈眶。而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又增加了深厚的感激之情。对德国而言,阴云密布的20世纪以如此精彩的方式终结,这绝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结局。

 

如今在纪念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时,对当时推动变革的民主德国民权人士所发挥的作用是否给予了足够的肯定?这些人的努力留下了些什么?

 

在许多的活动中,当时的意见领袖们以证人的身份登场,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文章和书籍。记忆文化是相当活跃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个转折并非寥寥几个人的行为。这个转折也是德国民主的一种重生:是数万名走上街头的人的行为,是最后用自己的身躯推倒柏林墙的人们的行为。1945年之后,民主先是西方大国的慷慨恩赐。是68一代的批判性追问才让它根植进人们的头脑。第二次,人们以勇气、非军事的叛逆和公民意识为民主而战。在我看来,这是1989年的重要遗产,它将继续留存!

 

当时您是否很快就认识到自己要致力于统一后的德国的外交事业?您原本是想成为教会历史学教授的。

 

民主德国最令我痛苦的是它在思想上的狭隘性。教会历史与全世界都有关系!我伟大的老师、当年的博士生导师Wolfgang Ullmann(沃尔夫冈·乌尔曼)是民主德国主要的民权人士之一。1990年春,他问我是否愿意领导他的议员办公室。同时我又受邀代表过渡政府到巴黎出任大使。我选择了从事外交工作,因为当时我就认为两德统一是整个欧洲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德国的事务。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与波兰反对派建立联系。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斯特拉斯堡经历了这场变革。我已经关注到我们与欧洲邻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去外交部工作这一步对我来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您如今的工作环境中,某个人是来自东德还是西德,这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但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遇到来自萨克森、勃兰登堡或者梅克伦堡的人,总会觉得很高兴。许多人都很成功,带着源自民主德国的经验和知识。

 

与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相比,2015年的德国是另一个国家吗?

 

1990年,战后时期终于结束了。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原则虽然并未因此而改变,即仍然以坚守跨大西洋关系、欧洲责任、支持以色列建国、缓和政策、多边主义为主要素。但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如今人们对德国的看法不同了,要求也不同。有些人说,德国成长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生物性。国家与人不同,即便它们有所行为,德国也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国家。1989年,德国并不是成长了,但毫无疑问是采取了一种更直白、更坦率的态度。在构建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躲在别的国家背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所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不为负责。

 

来自东德和西德,有着不同经历、不同过去的德国人如今如何相处?

 

我希望是带着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人们相互分享的多样性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过去,甚至在民族国家的鼎盛时期就是这样,如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就更加是这样。在东德和西德,我们当然有不同的经历,所有从其他国家来到德国的人,他们的经历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几乎可以用过去时态说:两德统一是一段成功的历史,句号。如今的巨大挑战是,面对那些从其他国家来到德国的人们,如何续写这种和解的历史。我们社会和民主的未来就取决于此!

 

以您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如今在国外人们如何看待统一后的德国?在与谈话伙伴进行交流时,两德分裂的历史是否还存在影响?

 

绕回到开端:70年前谁又曾想到德国会得到第二次机会?现在,我们有了第二次机会。我们如今是世界上最受尊敬、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希望我们能明智地对待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幸运转折。另外,如今我更愿意说的是我们如何成功地克服了分裂,而不是两德分裂的经历。而且我们身处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但地平线上显现出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