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真的蕴藏着历史”
德国技术救援署的Frank Kukuk（弗兰克·库库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了柏林墙的拆除。现在他又在布鲁塞尔重新立起两段柏林墙墙体，它们矗立在新的北约总部楼前。
Franz Kukuk曾是德国技术救援署（THW）柏林夏洛滕堡-维尔默斯多夫地区分部的员工，2017年4月，他和4名同事一起在布鲁塞尔北约新总部楼前立起两段柏林墙墙体。2017年5月25日，联邦总理Angela Merkel（安格拉·默克尔）将在北约秘书长Jens Stoltenberg（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和众多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的陪同下为这个纪念碑揭幕。出生于1958年的Franz Kukuk在此讲述这项激动人心的任务，以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搬运过一次柏林墙墙体的缘由。
“建造柏林墙时，我三岁。我在西柏林长大，在夏洛腾堡。我们把柏林墙视为一种限制，当然不知不觉地它也成了一种常态，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对更年长的一代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旅行的自由和没有边境线的城市。”
“一头真正的大怪兽”
我从未想到，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后，我会通过THW再次与它发生联系。但2017年3月中旬，外交部前来寻求帮助，要将两段柏林墙墙体从柏林运到布鲁塞尔，立在新的北约总部楼前。我们这个地区分部没有能大幅度转动这么重的部件的吊车，因此我们不得不向柏林 - 赖尼肯多夫的地区分部借用。我们从一家混凝土公司取来墙体，这家企业在柏林墙倒塌后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许多柏林墙残骸，用来当作自己厂区的围栏。首先，我们对取来的柏林墙体进行防护处理，然后非常小心地将其装运，用防滑垫和弹性带进行保护。每片墙体重达2.7吨--这里面真的蕴藏着历史。我的同事已经事先考察好了北约新总部楼前的场地，并未雨绸缪地带上了四把扫帚。因为通往草坪的路是茂盛的林荫道，有许多树和茂密的枝杈。我们的卡车有近4米高，2.5米宽，是一头真正的大怪兽。我们用扫帚把树枝拨开，这样就不会破坏任何东西 -- 我相信这给北约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我1981年加入技术救援署，那是出于好奇。我的两个兄弟当时已经在那里工作，我问他们：你们在那里究竟干些什么？他们说：来吧，一起干。于是我就加入了，到2017年5月19日就是36年了。当时的任务比现在要少得多，那还是在冷战时期，所有任务仅与民防相关，而不是与应急响应部门合作。加入救援组时我是一名司机。
20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之后，技术救援署被要求协助民主德国的边防军拆除边境防御工事。我和其他五六个人一起在柏林万湖拆除柏林墙。你问我们是否很高兴能与边防部队交谈？这么说吧，我们相互一点都不了解，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彻底的陌生人。但当柏林墙被推倒时我能在场，为此我充满了骄傲。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翻斗车去的，用它们把柏林墙的碎片装上卡车，然后运到波茨坦南面的米兴多夫。那片地区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几十年来我们都不被允许去那里。
“海外行动有些特别”
这几段柏林墙看起来很普通，是灰色的，由非常坚硬的钢筋混凝土制成。在柏林墙的西边有几个地块，上面的建筑直接倚墙而建 -- 为了不浪费任何一平米的面积，楼主把柏林墙当作了自己车库的背墙。但我们的任务是拆除所有柏林墙。当墙被推倒时，有些地方还挂着花园的灌溉软管和其他东西，我们能从被打开的车库望到里面。房主们当然不会很高兴。
我已经跟随技术救援署到海外执行过十一二次任务 -- 海外任务总是有些特殊。第一次是1985年到埃塞俄比亚，在大干旱和饥荒时期去了两次，历时四周。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多的能行驶的卡车，无法将成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捐赠食品运到国内各地。因此我们飞到那里，维修卡车并教会当地人如何修车。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援助的意愿，还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发挥不同方面的作用。后来，我还在阿塞拜疆、卢旺达、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执行任务。我能讲的事太多了！
这次我们立起来的柏林墙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块墙体上写着“Gorb”，我相信它曾矗立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我还从未去看过柏林的柏林墙遗址，当你本身是个柏林人的时候，就不会去看。我曾登上过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在上面拍照留念 -- 但巴黎人也不会这么做。是游客还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就是不一样的。没有了柏林墙，生活方便多了，但现在又出现了某种封闭的圈子。
联邦技术救援署是联邦的志愿性应急响应组织。技术救援署是联邦内政府所辖的一个机构。它有大约1200名专职人员和超过8万名志愿人员，其中有一半能够全时执行任务。技术救援署与北约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非军事和军事合作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技术救援署被要求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新总部门前立起两段柏林墙体，属于官方协作。
记录: Sarah Kanning
© www.deutschland.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