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的需求很大”

施泰纳先生，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具有一种很大的乐观精神。您如何总结过去的20年？

一个词：成长。其一，我们如今在许多方面距离1992年通过的《21世纪议程》目标仍很遥远。从全球来看，我们的发展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目标并未实现。但我还是说“成长”了，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取得了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显著的进展。今天全世界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完全改变了。此外，还有新的环境友好型工艺以及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其中包括中国、巴西等国家在个别领域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先锋。

您对“里约+20峰会”有何期待与希望？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长期目标与短期危机管理相联系。像欧盟内的欧元危机或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荡使得会议的准备工作变得困难。同时，众多国家的政府以及全球公众希望能找到克服反复出现危机（如气候变迁）的更好的解决方法。另外，还有例子表明，尽管日常政治变化很快，但还是取得了进展。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能源转向为例，德国已决定退出核能、进一步扩建可再生能源。

您如何评价这一能源转向？

我认为，德国联邦政府的这项决定具有先导意义。我想，由于有这项决定，我们将获得工艺和能源政策方面的众多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将给予德国在创新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机会。

那是绝对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11年11月向全球公众发布了《迈向绿色经济》的报告，在其中，我们以600页的篇幅说明地球上的各个国家通过推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不仅能促进新的工艺，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而且，这可能也是当前最重要的论据：能够创建新的工作岗位。仅仅在德国，通过能源政策的重新定向，创造了数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至于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政策，我们不仅应考虑如何能让每千瓦小时的电实现最便宜的价格，而且还应考虑，我们如何通过聚焦可再生能源来多创造10%、20%乃至30%的工作岗位。至于什么是可能的，循环经济的例子就能说明：它在30年前还被视为次要的，而如今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现在，我们在全世界把60%至70%不再使用的钢和铁进行了循环利用。

在全世界范围，哪些例子让您觉得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望取得成功？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批准了“绿色经济”战略。或者墨西哥政府在过去三四年里在气候政策领域（例如在植树造林领域）采取的措施。又如在印度，社会与生态维度的联系如今变得明显了，而且《农村就业保障法》给穷人中最穷的人提供了工作保障，其中有80%的工作旨在维护生态系统。肯尼亚在三年前以法律形式通过了一项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它规定该国今后仅用可再生能源来扩大其全部的电力供应。我经常被问及我对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成功的乐观情绪来自何方，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乐观源自多种多样的全球性项目和倡议行动。

采访人：约翰内斯•戈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