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六十载

1957年3月25日，是欧洲不同寻常的一日。二战结束十二年后，六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及外长在罗马的卡皮多齐聚一堂。在保守宫的菏拉蒂三兄弟和古拉蒂三兄弟厅（Horatier und Curiatier），在展示古罗马历史上屠杀与战争场景的壁画及教皇乌尔巴诺八世（Urban VIII.）和诺森十世（Innozenz X.）塑像的注视之下，这些政府首脑及外长希望开启欧洲各国秩序的新开端：1914年至1945年间持续了30年的“欧洲内战”打破了一切欧洲文明的标准，在这之后的未来，欧洲各参战国间应当实现和平。

两大条约的签署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及荷兰这六大创始国的代表签署了两大文件：《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WG）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EURATOM）。

在条约签署之前，所有人如往常参加了罗马教堂圣洛伦索圣殿（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的礼拜。在这座第三个斋戒星期日的主教教堂，摆放着1954年过世的意大利外长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s）的棺木。作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南蒂罗尔（Südtirol）与其文化故乡意大利间的通勤客，加斯贝利与1963年过世的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在政治上同属于创立新欧洲的“圣人”。

六大不同视角

所有齐聚罗马的代表所关心的是欧洲各国间的新秩序。但在场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因此对未来的使命也有着不同的考虑：荷比卢三国，即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深知只有其环伺的大国间实现和平相处，它们才能获利最大化。意大利长期自视为欧洲的文化摇篮及实现联邦大一统的“发动机”，而大一统的实现将赋予古罗马联邦思想（foedus）新的形式。在经历了1956年的双重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起义）之后，法国意识到，它必须在欧洲内部实现其大国政治的雄心。罗贝尔·舒曼及让·莫内（Jean Monnet）已经指明了通过与德国和平相处，结束与德国的敌对状态并创造和平的精神与政治道路。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此次罗马会议涉及到两点：在德意志帝国策动的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结束之后，实现道德的重建，以及，鉴于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国家的分裂，保留“德国问题”。

“日益紧密的团结”

冷战，以及对苏联扩张的恐惧，使得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六个创始国的代表齐聚罗马、团结一致。这种压力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冲突与矛盾，并把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自我毁灭的悲剧引向一个新的视角：“欧洲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团结”。“日益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被写进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的序言，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从那时起，欧洲便开始如坐过山车般地建设各种代表国家联盟和公民联盟的机构与体系。然而，一个支撑这两大联盟的欧洲社会至今未存—这是欧洲怀疑主义盛行时代的最大不足。

个别国家的世界强国野心

在《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年后，始于1957年的第二大失误也严重影响了欧洲统一的进一步推进，即对欧洲的“罗马复兴”与个别欧洲国家被压制却始终没有消除的世界强国野心之间的关联缺乏意识。而在这一点上，这些个别国家都始终并未融入欧盟。有关欧洲各民族国家以及日益紧密团结的欧盟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回答这个问题的“指南针”在1957年就被校准，即各自按自我心境处置：德国坚持走道德全面复兴的路线，一直到2015年在难民问题上保持相当单边的欢迎文化。法国成了欧洲的伙伴，与此同时一直维护它的全球使命。1957年，今日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仍还属于法兰西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最晚从1848年始就归属于法国。由于海外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然终结，法国视欧洲的融合为其再次强盛的路径。与此同时，巴黎希望同英国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与同样具有全球野心的英国一道竞争欧洲的领导权将不会更加容易。

欧洲在世界扮演了何等角色？

2017年，《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年之际，有关欧洲全球角色的问题始终且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鉴于原先个别国家的霸权要求现在成了每个国家各不相同的自我主张，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才能形成共同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英国人在退欧公投之后，再一次开始走自己的路，并希望成为“全球化的英国”（Globalbritain）。法国人仍满怀“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但是，是通过普世的共和主义还是自我保护的文化国家来实现这一点，法国内部却并不一致。荷兰人的处境也类似，但相较于法国，荷兰国内更加注重体制上的分权。比利时人则早就丧失了对国家全球力量的信心，1957年时还能凭借对刚果的殖民地占有及其铀资源炫耀几分，然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早已失败。意大利虽然被赋予欧洲“文化的花园”之称，但意大利人并不知该如何将其对国家的自豪与政治上的领导角色联系起来，如何在一个日益提及“核心欧洲”的时代推动联邦欧洲这个最原始的意大利思想，而且意大利人也担心被排挤出“核心欧洲”。德国人则是比以往更加苦思冥想着如何应对1957年至2017年的这段“毕德迈雅”时代（Biedermeier）的结局—若引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一句话，即如何再次“无可争议地”成为梦想中的世界帝国的主人；若想维持好景时的一切，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担保，保证会失去人们想真正保留的当今欧盟的绝大部分。共同建立起对欧洲外部边境牢固的保护是欧盟当前的共识，但欧盟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没有真正展示出令人信服的、积极的建构意愿。

六十周年庆的重大抉择

在欧盟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欧盟正为减少损失及处理当前未完成的一体化而绞尽脑汁。面对多元文化及无休止的移民压力带来的大量问题，有一点显而易见：决定欧洲各民族命运的已经不再是东西欧的对抗，而是南半球民族的解放，英国历史学家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已将欧洲称为“亚洲的一个半岛”。由于全球化在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制方面都尚未完成，因此欧洲统一的理由应重新界定：欧盟内部相互和解的各民族和国家必须做出抉择，是否愿意借助这个从《罗马条约》发展成当今规模的欧盟成为世界强势联合体，还是坐失《罗马条约》带来的复兴良机。

Ludger Kühnhardt博士、教授系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

更多内容请见欧洲联盟中的德国

无界的爱

© www.deutschlan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