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复杂困难的时期”

部长先生，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被视为“经济巨人”，但是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共同体的分量被看得较轻。这一情况在设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一职位后是否有明显改观？

欧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在一个日渐脆弱的世界秩序中，是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区域，它还能促进和平。如果我们做到团结力量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效果就更为明显。由于欧盟成员国拥有各自不同的传统和利益，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此，设立欧盟外交专员职位，敢于尝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对外行动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来自欧洲各国的优秀外交官共同合作，而且可以使用欧盟委员会的资源，这样就为有效的欧盟外交行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可以接触到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和观点，并将它们汇集起来。同时，欧盟外交政策目前已经是受到全世界认可的一个形象了。

您认为有哪些共同外交政策行动的倡议特别成功？

在结构上，欧盟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能力的欧洲对外行动署，在全世界有3500名员工和140个代表处。虽然必须克服不同语言、不同工作文化和特性带来的困难，但是也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多样性。在伊朗核军备问题上，欧盟外交部长已经留下了清晰的标记。与伊朗的E3+3谈判过程就是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Catherine Ashton（凯瑟琳·阿什顿）的领导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更具目标性。我还想提一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政治对话。没有欧盟的外交调停，科索沃地区就不会平息下来，北科索沃的进一步融入也将不可想象。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向欧盟靠近也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积极工作的结果。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简称GASP，几乎存在于单个欧盟成员外交政策的“旁边”。但是如果GASP与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发生矛盾时，成员国有义务不作为。这条基本原则在28个成员国都遵循本国外交政策议程的情况下是否真的靠得住？

在欧盟，成员国不采取违背其他成员国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所有成员国赞成的立场将共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面前表现出来。我觉得，GASP不是存在于单个欧盟成员国外交政策的“旁边”，而是共同存在。在布鲁塞尔和28个成员国的首都，每天都在为“欧洲外交政策”共同合作。一个共同的意见不会轻易从天而降，更多是经过漫长、有时充满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产生的。对，最终往往要做妥协，对各方都有所要求，但是能让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就拿乌克兰危机做例子：在欧盟中有几个伙伴国家想对俄罗斯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这并非秘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一致的立场，保证了我们的团结。”

在您看来，若要继续改善欧盟外交政策的行动效率，扩大欧洲对外行动署的影响力，必须如何作为？

欧洲对外行动署建立之后，现在要做的当然是继续加强巩固。机构与成员国合作的结构必须进一步夯实，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由于缺乏公共预算，因此无法指望投入更多的资金。总的来看，如今欧洲已经有非常可观的资源。我们必须让现有资金尽可能有效地汇集起来发挥作用。另外，我们还想改善诸多外交政策工具的表决机制。工具已经有了，但是它们只有在相互联网时才能持续施展效果。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在非洲之角，多亏出动军民使团，才将海盗击退，现在进行协调的是发展援助及经济重建工作。这样连贯的外交行动就是我们的目标，它需要在欧洲对外行动署、欧盟委员会和所有国家行为体之间不断地进行协调。

意大利前外交部长Federica Mogherini（费代丽卡·莫盖里尼）成为欧盟新任外交专员，您对她有哪些期望？在GASP的哪些领域需要确定新基调？

我认识的Federica Mogherini是位有见识、有活力且有创意的外交家。她是这个职位的很好人选，我很高兴能与之合作。除了国际政治中的日常危机管理（很遗憾，危机管理对我们当前影响很大），还有关于欧盟外交政策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讨论。很多声音要求我们应该作为全球行为体有更多作为，要与未来区域，如东南亚、中亚和南半球形成网络。另一方面，恰恰是毗邻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对我们造成和平和安全的现实威胁。我们在那里面临极为复杂的困难形势，不论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乌克兰的未来，还是非对称危险，如现在让伊拉克和叙利亚震惊的恐怖行动。我认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综合性思路”有着广泛的行为体和工具，它可能会证明对提供整体解决方法具有欧洲增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