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达成目标

革命是没有预报就发生的,这使得革命是如此难以估计。分隔德国的柏林墙的倒塌使得德国的外交政策在1989年秋天也面临无法预估的挑战。“2+4”进程是对新的格局以及一种旧有义务的回答:1949年以来,《基本法》要求德国人“通过自由的自决去实现”国家的“统一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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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分裂是1939年至1945年占领、掠夺和毁灭性战争的报应,也是获胜的盟军在德国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的结果。最初是规划为苏战区与美、英和法占区的分界线,在数年中,卢卑克-赫尔姆施泰特-埃森纳赫-霍夫这条线逐渐固定为两个德国之间的一条边境线。从1961年夏季起,这条边境线被民主德国非法治政权的当权者用墙、铁丝和雷区扩建成了一道实际上不再能逾越的屏障。

它不仅把1949年5月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与短短数月后建立的民主德国分隔开来,而且,谁若想穿过隔墙或甚至于拆除隔墙,就必须认可二战的结果,并需要获胜盟军的同意。第一步是联邦政府在1970年至1972年间迈出的:在与苏联、与波兰和与民主德国的条约中,波恩确认德国分裂的事实,并接受了沿着奥得河与尼斯河的边界作为波兰的西部边境线。

第二步则是以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为先决条件的。这一转变本是被排除在外的,直到一位新的共产党总书记,也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对逐渐衰弱的帝国进行激进而又透明的改造。计划中原为国内革新的内容,不久便形成了革命性的、克里姆林宫不再能掌控的自动力。改革导致了众叛亲离,这种众叛亲离迟早涉及到了苏联及其欧洲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民众,包括民主德国的民众。

但是,由于东柏林的国家与政党领导层拒绝改革,人们在逃亡中寻找救赎。他们的逃亡之路把他们带到了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并从那里经过匈牙利来到奥地利。当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发出支持的信号并于1989年9月10日宣布开放通往奥地利边境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却走了相反的道路,他们关闭了本国通往匈牙利的边境。

由此一来,联邦德国在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为了想要出境的人们的庇护所。9月底,有大约5000人在那里逗留,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华沙。态势无法阻止。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之后他在9月30日傍晚向聚集在布拉格大使馆花园里的人们宣布他们可以出境进入联邦德国。按照民主德国提出的条件,他们乘坐专列经过民主德国的疆域。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因为来自布拉格与华沙的难民列车给这个政体增加了压力。即便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下台也未能再改变这一切。

紧接着,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不受限制的旅行可能性。对此,统一社会党的政府新闻发言人打算在11月9日傍晚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观点。当被问到新的旅行法究竟将何时生效时,他面对闪烁的照相机,显然被这一阵势慌了手脚,19点左右,君特·沙博夫斯基回答说“马上,立刻”。由此他引发了人们朝着柏林墙方向的大规模行进,这又促使了民主德国开始走向终结。在22:30左右,边境上的士兵在压力之下做出让步,在博恩霍尔姆街的通道首先抬起了拦木。

柏林墙还未开放,民主德国公民就已经毫不怀疑旅行应去往何处。政治家们必须对此做出反应。1989年11月28日,联邦总理在联邦议院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被称作“十点计划”。审视历史,赫尔穆特·科尔认为“德国的统一”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在他看来,可行的是“邦联式结构”。

在8周不到的时间之后,对国内和国外政治行为体的压力提高了,以至于统一从现在开始似乎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两个德国以及四个盟军战胜国的外长们在渥太华会晤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他们会面的动因是北约和华约组织就空中监视问题举行的会谈。1990年2月13日,6位外长宣布,不久以后将就“实现德国统一的外部条件”进行讨论。从3月中旬开始,这些会谈由各国外交部的政治主管做准备,5月5日6位外长在波恩联邦外交部的世界大厅会晤,举行第一轮谈判。一起参与谈判的,除了东道主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民主德国第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外长马库斯·梅克尔以外,还有代表美国的詹姆斯·贝克、代表苏联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代表英国的道格拉斯·赫德以及代表法国的罗兰·杜马。

这一轮谈判反映了德国的设想,这尤其体现在名称的语言表达上,是“2+4”而非反过来。而且小范围的谈判也是德国利益所在,这表明谈判的内容不是一份和平条约,否则那些德国无条件投降时与德国处在战争状态的大约40个国家如有疑惑也得参与进来。在第一次会晤后,又举行了三次会晤,即6月22日在柏林-尼德朔恩豪森(也就是东柏林)、7月17日在巴黎以及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

谈判并不总是和谐地进行,而且6位外长也不总是意见一致。例如,苏联外长在柏林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一份条约草案。根据该条约草案,德国将在完成内部统一数年后才能获得其完全的外部主权,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断然拒绝了这个想法。不过,这倒也并未改变两位外长在其他方面的良好关系。

巴黎会谈是惟一一次有第7人短时与会的会谈,他就是波兰外长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泽夫斯基。他有足够的理由参加会谈,这是因为波兰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是被外国势力占领、分割和驱逐的历史。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几乎始终参与其中。早在1990年6月21日,联邦议院以及民主德国的人民议院在字句相同的声明中就强调德波“边境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破坏”的。随着联邦政府承诺,统一后的德国将与波兰签订一份条约,从国际法上确认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边界,波兰接受德国统一的道路就此打开了。

狭义上的“2+4”进程从一开始就是更加全面的马拉松式谈判的一部分,其中涉及的主要是统一后的德国作为联邦德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的成员问题。联合国方面——两个德国从1973年9月以来均是其成员——毫无问题。

把民主德国作为统一后德国的一部分纳入到欧洲共同体中显得艰难得多。最终,由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为这一进程做好了准备,而且未对欧共体条约做修订。此外,德国的统一导致了1989年6月决定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加速实现,以及随之对各国货币,其中包括德国马克的放弃:德国重新实现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最大的障碍明显是统一后的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问题。对此,科尔总理与美国总统布什在1990年2月末在戴维营达成一致。虽然戈尔巴乔夫早在1990年2月10日向联邦总理和外长表示了他原则上赞同德国的统一。但是,对于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问题,他在3月份时还宣称 “绝对不可能”。7月15日和16日,赫尔穆特·科尔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再次前往莫斯科,并从那里去了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的家乡。两位能够把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意见带回家,主要归因于波恩愿意在经济和财政上给予受到严重冲击的苏联以支持。由此,德国通往统一之路终于打开。1990年9月12日,6位外长在莫斯科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由此,他们就德国的外部统一做出了规定,在这之前,有关德国内部统一的规定已经做出:5月18日,两个德国之间签署了第一份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条约, 8月31日又签署了第二份有关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

所谓的“2+4”条约不是和平条约,但却履行了其功能,它涵盖“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以及整个柏林地区”。随着条约的签订,四个战胜国“终结了它们对柏林和德国的权利与责任”,前提条件是,该条约得到所有签字国包括苏联的批准。但是,这并非是确保的,这是因为苏联这一庞然大物自己处在内部的解体过程中。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也宣布独立,由此宣告了苏联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最高苏维埃不仅要批准“2+4”条约,还要批准德苏睦邻、伙伴关系和合作条约以及有关苏联军队撤出德国的条约。后来当这一切在3月4日得以实现,撤军条约甚至是在4月2日才被批准,人们长舒了一口气。1991年3月15日苏联对“2+4”条约的批准文本交存波恩,由此,德国的外部统一在国际法上最终完成。

自1945年以来,首次重又有一个对内和对外完全独立的德国,随之它也承担起自己至今所未知的责任。外长根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责任,他在10月3日统一正式庆典举行前一周,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已经做出了承诺:“统一后的德国将一如既往地为欧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做出它的贡献。”

格列高·朔尔根

是历史学家、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近代史与现代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