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责任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Bärbel Kofler(巴尔贝尔·考夫勒)谈就德国外交政策的原则

dpa/Bernd Von Jutrczenka - Bärbel Kofler

Kofler女士,眼下的难民危机以剧烈的方式表明,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是如何需要政治介入、同时也超出了政治的能力的。外交政策还有什么具体的手段可以减轻人们所受的苦难吗?

首先,我们的伦理责任和团结互助精神让我们有责任伸出人道主义援助之手。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原则是,根据需求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人能够有尊严和受保护地生存下来,这在那些被遗忘的危机中尤其如此(见第31页Info-Box)。德国在两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国。抵达德国的大部分难民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这并不是偶然。这些国家远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就存在极其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例如通过镇压维持政权,通过多个秘密情报部门实施监控,难以想象的残暴手段、酷刑、任意拘捕以及大规模屠杀。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必须一再要求对人权的遵守和促进,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民众大规模逃难的现象。当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德国在全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遵循哪些原则?

联邦政府是值得信赖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我们无条件尊重、促进人道主义原则即人性、中立、独立和公平,必要时也要求遵守之。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准,比如“人道主义援助十二条原则”,这是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委员会 -- 该委员会主席团由非政府组织(NRO)的领导机构VENRO与外交部组成--的成员制定的。外交部要求其项目合作方遵守这些原则。

 

您2016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时批评了世界性的逆流,即压制公民社会。您为什么认为指出这一点尤为重要?

公民社会是对于政治、媒体以及其自身来源的社会内部的重要矫正力量。埃及、俄罗斯和中国这些不同的国家都采用强硬手段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我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对于种种发展 -- 包括世界经济发展 -- 感到不安。但是他们只能通过与民众共同合作、而不是与民众针锋相对来解决迫切的问题,他们必须让公民社会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我想为这种思想大声呼吁,而且我也在旅途中、在柏林寻求与公民社会接触,通过提高他们的曝光率来支持他们。

 

在您被命名为联邦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之前,您是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的对外援助政策发言人。您当时强调了新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的重要性等议题。关于联合国“2030议程”,您抱有什么希望?

 “2030议程”目标远大,必须现在就下定决心付诸实施。不仅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要做,德国也要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是普世性的。这对于具体的政策意味着:不是我们德国要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一点,而是要更好地考虑德国和国际上要做的事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贸易问题或者是雇员权力问题,比如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动标准等,并且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真正取得进步,帮助人们长久地摆脱贫困。对于我来说,同时也是在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意义上,实现第八个目标即促进有尊严的劳动以及第十个目标即缩小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差异尤其重要。

 

我们并不缺乏国际峰会和协议。今年五月,第一届人道主义世界峰会就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德国具体如何参与国际合作?

德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召开人道主义世界峰会的动议。德国外交部去年为此召开了两次专家层级的预备会议。德国长期以来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式转移”:逐渐放弃对所发生灾难进行纯粹被动的反应,而转向具有前瞻性的主动作为、长期的规划和资金配套。自2011年以来,我们通过“‘做好准备’倡议(Preparedness-Initiative)”积极推动对于这一议题的国际讨论,而且我们在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长期努力中积极主导了讨论。2014年柏林难民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呼吁人道援助变更为多年的持续资金投入,德国已经付诸实施了。做出长年的、多年的资金承诺使得人道援助更有可计划性,也更为有效。德国在人道主义资助领域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这也将是人道主义世界峰会的重要主题。

 

联邦政府也支持经济界的介入。您对于这一对话有什么期望吗?

很多德国企业此间已经认识到,有很多理由需要尊重人权,而且这也是一个竞争优势。尽管如此,也有一些企业担心会因为国家的要求而在行为自由方面受限,比如受到全国性行动计划“经济界与人权”的制约。对于这种认识,我要提出反驳:国家通过制定规则保证清晰透明,并为执行提供支持。重要的是要产生公平、平等的环境,对所有参与者适用同样规则。外交部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人道主义倡议行动”( Initiative #CSRhumanitär),目的在于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方和私营经济之间的交流。在人道主义危机环境中也活跃着很多非人道主义援助机构。我们可以观察到,私营经济领域对于加大参与力度的兴趣日益增长,它们不强调一次性的捐赠,而更关注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这也是外交部倡议的核心内容。尤其是经济界有可能投入人力和基础设施等特别资源,这使其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可贵伙伴。

 

您迄今为止的政治工作的显著之处是您对于雇员权利的注重。您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议题?

我自己是利用了各种教育机会,从普通中学到念完博士学位一路走上来的。天资和勤奋并不能足以实现这一切。您可以去问一位孟加拉国的缝纫女工,不仅每个月只挣20欧元,而且要为失去这份工作担惊受怕,此外还要担心工伤和雇主的侵害。如果一个人的所有时间和所有精力都用于糊口,那么教育机会再多再好也无济于事。如果工资收入仅够糊口,那么政治必须干预,为个人发展创造空间。对我来说,一个公正的社会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在公平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和有意愿工作,而这一点必须通过雇员权利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