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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谨慎地应对民族与宗教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如此一直延续至今:政治学者Herfried Münkler指出了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08.10.2018
政治学者Herfried Münkler
政治学者Herfried Münkler © dpa

Herfried Münkler教授执教于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与思想史学者之一。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体阐述《大战: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 bis 1918)于2013年出版。

Münkler教授先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何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与德法对峙相关联的。这种想法来自于西线的阵地战,来自于在那里决胜的消耗战,也来自于令德国深感耻辱的凡尔赛和约。这是一条独立的历史线索,它从希特勒在二战中进行的修正战争,一直通向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兰斯以及密特朗和科尔在凡尔登所达成的法德和解

这是历史上已经终结的一章,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作为欧盟的合法性叙事方式 -- 为了它的巴黎-柏林轴心。修饰过去的阴影,是为了巩固如今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

当前是否有某种危机可以追溯到战后的初始状态?
在东南欧、东欧部分地区和近东有一些危机从广义来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7/1918年间诞生了三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大帝国,即哈布斯堡君主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它们使得民族、宗教和语言差异未被转化为政治分水岭从而激化成敌我矛盾。

1919年到1938年希特勒开始修正政策的这一段时间里,那个地区发生了一些战争:波兰与苏俄争夺加利西亚,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争夺特兰西瓦尼亚,希腊与土耳其争夺士麦那。这些战争伴随着驱逐与迁居。南斯拉夫与1922年成立的苏联延续了民族与宗教矛盾去政治化的传统。而20世纪90年代它们的解体则伴随着巴尔干战争与高加索地区战争。

这些战争被成功地终结了,但冲突仍然潜在。它们是火药桶的导火索,轻易就能点燃。巴以冲突也同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1914年,欧洲边缘发生的冲突没有得到政治权力中心的认真对待,它的政治爆炸力被低估了。
政治学者Herfried Münkler谈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可以得出哪些有助于解决欧洲内部及欧洲以外危机的认识?
许多我们以为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问题,在其他地域仍然具有爆炸性。这一点我们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争中就已经看到了。但我们又迅速“遗忘”了它,因为它与我们的世界观过于不合拍。但掉头他顾并不能改变局势。

1914年夏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如此:欧洲边缘发生的冲突没有得到政治权力中心的认真对待,它的政治爆炸力被低估了。永远都不要低估外围对于中心的重要意义。这是对今天危机处理的第一个教训。

第二个教训则是,民族与宗教冲突会自我发酵,暗暗发展,直到上升为系统性的挑衅。相较于纯粹的政治冲突,这些冲突需要更具敏感度的早期预警机制。同时也不能忘记,此类战争即使在正式停战后,还会继续发酵。这些冲突往往还包含社会因素。暴力是重新分配资源与生存机会的政治手段。想要稳定的和平,就必须买断暴力:要么通过在国内进行再分配,要么通过外部补贴。

只要事关怨恨,回忆文化就会变成战争之母,因为它让人想起还有帐要算。
政治学者Herfried Münkler谈第一次世界大战

全欧回忆文化有多重要?
只有切切实实失去了一切:儿子与父亲、物质价值与生存机会,对战争带来的毁灭的回忆文化才是有意义的。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如此,事关利益、权力与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收益平衡是反战的,每一种回忆文化都是防止战争的。

然而,一旦事关怨恨、复仇的情感、报复的诉求、无条件的价值与真理诸如某个宗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回忆文化就会变成战争之母,因为它让人想起还有帐要算。

像德国与法国之间相互进行的那种战争可能已属于过去。但“新战争”并非如此,暴力行为者往往能从中获得足够利益。这样的战争发生在富裕地区的边缘,但它们也可能侵入中心,因此我们并非与之隔绝。

回忆文化如果能让我们不忘记这样的危险,那它就是重要的、富有助益的。

访谈:Tanja 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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