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行为者如何使冲突降级
具有宗教动机的行为者往往在冲突各方享有信任红利。
1 _ 哥伦比亚
在去年的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中，天主教会代表在幕后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得到冲突各方的信任，因此在修改最初被民众拒绝的和平协议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_ 莫桑比克
在饱受内战之苦的莫桑比克，天主教教徒运动团体圣艾智德（Sant’ Egidio）与贡萨尔维斯主教一起，在1992年内战最烈时进行斡旋，达成了持久稳定的和平协议。此前联合国的调停努力失败，形势看似无可挽回。2010年，圣艾智德还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谈成了一项和平协议，终于在50年之后为第一次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目前该团体还在中非共和国为促成停火而努力。
3 _ 卢旺达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信奉基督教的）胡图族在100天内屠杀了超过80万（信奉基督教的）图西族，期间仅有一个群体反对暴力：卢旺达穆斯林。他们很早就已经看出政治仇恨和暴力宣传导向何方。他们勇敢地发出反对的声音，判定暴力违反古兰经教义，并在穆斯林学校实施教育青少年儿童的计划，使之免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拒绝暴力，不问信仰和种族地帮助难民逃脱死亡骑兵，掩护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保护他们，甚至往往付出自己的生命。
4 _ 贝宁
1989/1990年贝宁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型，首先要归功于Isidore de Souza（伊西多尔·德苏扎）主教。1990年2月，他发起了全国有生力量会议（Conférence Nationale des Forces Vives de la Nation），有来自全国所有重要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近500名代表出席。在他的领导下，这次全国大会在数日之内就中央民主与经济改革达成共识，所有势力都承诺放弃武力。稍后，Isidore de Souza还主持了过渡政府，并最终担任拥有立法权的共和国高级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样做虽然违反天主教的教会法，却（例外地）获得了教宗的首肯。通过全职承担这些高级别政治职务，de Souza得以在冲突各方之间直接调停，从一开始就把体制转型带上了和平轨道。1993年他又隐退，重新回归神职。
5 _ 前民主德国
如果没有新教教会的参与，前民主德国的抗议行动几乎不可能得到发展，1989年的“和平革命”也大约不会维持长久的和平。教会代表发挥影响有各种途径：首先，教会为不同的反对派人士和群体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空间，这在前民主德国时代是无可替代的。第二，教会代表或群体成为反对派运动的重要缔造者之一。第三，教会代表充当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斡旋者，尤其在1989年秋人们担心游行可能面临暴力镇压时。第四，各个政治层面的“圆桌会议”上都有许多牧师，他们参与构建了1989/1990年的过渡时期，并在德国重新统一后也活跃在不同的政治角色中。
6 _ 智利/阿根廷
在比格尔运河国境线划定的争端持续数十年后，1978年教皇Johannes Paul II.（约翰·保罗二世）在千钧一发之际制止了智利与阿根廷之间一场规模无法估量的流血战争的爆发。教皇特使为两国《和平与友好条约》的最终成功签署付出了六年努力。
7 _ 柬埔寨
波尔布特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造成了200万人死亡，相当于该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恐怖统治结束后，佛教僧侣Maha Ghosananda（玛哈·哥沙纳达）于1979年发起了和平与宽恕运动，该运动发展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成为政治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声音。
8 _ 德国/法国
新教牧师Frank Buchman（弗兰克·布赫曼）发起的“道德重整”行动（今天为“Caux倡议行动”）在许多冲突中承担了非正式调停工作及所谓的外交“斡旋”。它为曾经是“世仇”的德法两国间在二战后的理解与宽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如今这一进程则由双方的教会代表进一步推动。
9 _ 印度
在英占印度的甘地时代，穆斯林Khan Abdul Ghaffar Khan（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在西北边境省份创建了严格遵从伊斯兰教义，但也同样严格非暴力的、宗教上宽容的抵抗运动“神的仆人”（Khudai Khitmatgaran）。恰恰是在以暴力倾向著称的普什图族人中，发展出了一支为民族自决和统一的多宗教的印度而进行和平斗争的反对派。数年间就完成了社会转型，甘地惊喜地称之为“现代童话”。
10 _ 菲律宾
菲律宾独裁者Ferdinand Marcos（费迪南德·马科斯）的高压统治于1986年被以基本无暴力的方式推翻，首先要归功于天主教会多个组织的努力。尤其是基层社区的修士和神父说服了民众走非暴力道路，并为“玫瑰经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1 _ 克什米尔
早在克什米尔的印巴边界冲突（1965/1966年）以及尼日利亚比亚夫拉省的血腥内战（1967-1970年）期间，就有历史悠久的和平教会贵格会的代表积极居中调停。该教会至今还活跃在许多暴力冲突中，但都非常有意识地隐身于幕后，避开媒体的关注。
12 _ 拉丁美洲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其他拉美国家曾经（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天主教的一些主教，以及普世教会协会（ÖRK）、世界路德信义宗联会和门诺会的调停人以多种多样而具有决定性的方式参与了结束暴力冲突的工作。
13 _ 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其他国家，国家的宗教间理事会以各种完全不同的行动，为建设性处理政治冲突做出了贡献，发起者往往是宗教间的和平组织“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宗教间理事会IRC-BiH就成功地以一己之力草拟了一份关于宗教自由和国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法案，2004年获得所有三个民族和两个共和国的一致同意，通过为法律。在塞拉利昂，宗教间理事会及早努力，阻止了内战冠上宗教之名。虽然未能避免内战，但为内战的降级做出了贡献，也使得曾经的冲突各方在暴力结束后更容易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