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冷眼旁观”

明克勒教授，您会如何用几句话向年轻人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德国当时存在强大的社会团体，他们企图推翻一战后重新划定的边界，实质上就是要修改 1919 年《凡尔赛和约》。这些团体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与纳粹党结成政治联盟，而纳粹的野心不止于恢复 1914 年疆界的德意志帝国，更企图在东方进行大规模征服，通过迁移德国农民来实现区域的“雅利安化”。为此，他们先是驱逐当地犹太人，继而实施灭绝。此外还包括夺取战略资源并将其置于德国控制之下。从德国视角看，这既是修正主义战争，更是大规模的征服与灭绝战争。理解这种双重性对把握 1945 年后各方对战争的不同叙事至关重要。 

为何说二战结束对德国而言既是解放也是战败？
“解放”指的是纳粹政权的终结——自 1942/43 年战局逆转后，该政权不仅屠杀政治左派、犹太人、辛提人、罗姆人和残障者，更迫害一切反抗者。而“战败”则主要指战争本身及德军伤亡：1944 年夏至 1945 年 5 月 8 日期间的德国死亡人数，超过了此前所有战争年份的总和。就德国分裂和“东部领土丧失”而言，联邦德国长期更强调战败而非解放。而在苏联占领区及后来的民主德国，投降很早就被官方表述为红军对“非顽固纳粹分子”的解放。西方阵营的解放叙事并非政治指令产物，而是自 1950 年代末从左翼阵营逐渐萌发，并随着经济繁荣扩散。  

1945 年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如何参与纳粹历史的反思？
部分右翼学者将战争美化为“抵御东方红色洪流的防卫战”，着重渲染德国平民的苦难。而国防军与党卫军在东方犯下的罪行虽广为人知，却长期被边缘化。与之相对，另一些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则揭露德国在欧洲的征服与压迫政策，将犹太人灭绝与战争本质联系起来。这两种对立观点在联邦德国形成了持续至 1980 年代初的政治分水岭——右翼与左翼的立场分野。关于德国国防军罪行的展览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人们不再去区分所谓的“清白”国防军与罪恶党卫军。 

有人认为，德国对纳粹政权和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已经仪式化，从而失去了政治意义。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年复一年的纪念活动确实容易因仪式化重复而导致情感钝化。但我认为这并非政治意义的消解，而是仪式重复带来的感知麻木。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扭转这种趋势。这对任何纪念文化都是重大挑战。 

当最后的亲历者离世、时间距离拉大，如何传承德国对二战的历史责任？
时间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会冲淡记忆的鲜活性与冲击力，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能更客观地审视历史——因为消逝的不仅是亲历者中的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1980 年代，我为撰写《权力瓦解》(Machtzerfall) 一书在我的家乡黑森州弗里德贝格市调研 1945 年初至夏季的历史时，就屡屡遭遇对暴行罪行的粉饰与沉默。那些通过“雅利安化”掠夺犹太财产的获利者，在战后 80 年的今天也早已离世。 

您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与当今民主制度面临的威胁有何相似之处？
战间期——尤其是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有时就像当下发展的蓝图：从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到对历史的美化甚至英雄化叙事。但存在一个关键差异：今天的我们清楚知道（或至少能够知道），右翼保守势力与纳粹的合流最终导致了什么后果。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像当年资产阶级中间派那样冷眼旁观——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那条被欢呼为“民族复兴”，实则通往罪行与德国政治灾难的道路。必须向年轻一代清晰地展现：民族主义狂热与事后“与我无关”的可悲辩解是如何相继发生的。必须详尽还原纳粹时代的终结，才能消解当今右翼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英雄气概”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