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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在德国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形成了一种研究文化,这种文化至今仍影响着德国。其历史也揭示了为什么研究需要伦理界限。

12.08.2026斯特凡妮·哈迪克Stefanie Hardick

要点概览

  • 19世纪,柏林成为医学研究的中心。鲁道夫·维尔霍夫、罗伯特·科赫和埃米尔·冯·贝林曾在夏里特医院工作。
  • 科研与经济很早就紧密相连。西门子、舍灵等企业与科研界合作,共同研发了医疗设备、检测方法和药物。
  • 鲁道夫·维尔霍夫对现代病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任职期间,夏里特医院的标本收藏量从1,500件增至23,000件。
  • 维尔霍夫将健康视为一项社会责任。他研究了疾病、贫困与恶劣生活条件之间的关联,并致力于改善卫生状况。
  • 柏林对其卫生基础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饮用水供应、下水道系统和中央屠宰场共同为保护民众免受传染病侵害发挥了重要作用。
  • 纳粹时期改变了人们对科学责任的看法。医生和科学家参与了强制绝育、杀害病人以及人体实验。如今,夏里特医院也纪念这些罪行及其受害者。

烤肠与尖端研究有什么关系? 

想象一下,你正在德国参加一场街头庆典。你点了一份烤肠和一杯加了冰块的冰镇饮料。你可能不会去思考肉是否安全,水是否干净。这正是区别所在:对德国大多数人来说,如今食品安全已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背后不仅有严格的监管和卫生规定,还有 150 多年来的科学研究。 

科学在德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 19 世纪,柏林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鲁道夫·魏尔肖、罗伯特·科赫和埃米尔·冯·贝林等医学家曾在夏里特医学院工作。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看法:他们不仅致力于治疗疾病,更致力于探究其病因并预防流行病。他们的研究使夏里特医学院闻名世界,并影响了现代医学至今。 

由于普鲁士国王权力意识强烈且经常发动战争,他们首先投资于军医的培训,后来也投资于医学研究。
娜塔莉·斯特尔马赫。柏林夏里特医学历史博物馆

柏林为何成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

这座城市吸引了来自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研究人员。“柏林是一个大熔炉。”柏林夏里特医学历史博物馆教育与传播部主任娜塔莉·斯特尔马赫说道。对于医学工作者而言,普鲁士首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斯特尔马赫介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普鲁士国王的政策:“由于普鲁士国王权力意识强烈且经常发动战争,他们首先投资于军医的培训,后来也投资于医学研究。”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门子和先灵等柏林企业也与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它们开发了医疗设备、测量方法和药物。就这样,柏林形成了一种新的科学文化:系统研究疾病,批判性地检验发现,并与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将其付诸实践。夏里特医学院开创的模式并非仅限于柏林。科学、政府和产业界的紧密合作已成为德国作为科研基地的特征之一,并持续至今。

这与烤肠和饮用水有什么关系?

比乍看上去要密切得多。1860 年至 1880 年间,柏林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130 万。数十万人生活在不卫生的居住条件下,往往没有排污系统和清洁的饮用水。人们在出租楼的后院宰杀牲畜,废弃物被倒入排水沟,病原体很容易通过被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夏里特医学院的医生们每天都目睹其后果:霍乱、伤寒、痢疾和其他传染病。鲁道夫·魏尔肖就是其中一位医生。他不仅想治疗这些疾病,更希望了解其病因,并从源头上防止它们爆发。

鲁道夫·魏尔肖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魏尔肖不仅研究个体患者。他收集数据,走访疫情严重的城区,探究疾病为何会传播开来。同时,他奠定了现代病理学的基础——即通过研究组织、细胞和器官的病理性变化来理解疾病。他还在夏里特医学院建立了一所独特的标本收藏馆。“魏尔肖刚到夏里特医学院时,这里只有 1,500 件标本,最终数量达到了 23,000 件。”娜塔莉·斯特尔马赫说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收藏早在 150 年前就已经向公众开放了。”

对魏尔肖而言,科学并不止于实验室。它应当改善人们的生活。他坚信,疾病不仅源于医学原因,还与贫困、教育缺失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因此,魏尔肖和其他改革力量致力于推动健康成为一项公共任务。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柏林作为欧洲最早的大城市之一,建设了现代饮用水供应系统、排污系统和一座中央屠宰场——这些措施保护了数百万人免受疾病侵害。

为什么伦理议题在德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干细胞研究、器官捐赠或人工智能领域?

魏尔肖和夏里特医学院的其他医学家使医学变得越来越强大。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更加深入,病原体可以被检测,新的疗法得以开发。然而,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其责任也随之加重。特别是在 1933 年至 1945 年的纳粹统治时期,许多医生和科学家在这方面未能尽到责任:他们参与了纳粹政权的罪行,强行对妇女实施绝育手术,杀害精神疾病患者,并进行了残酷的人体实验。直到数十年后,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才开始。自 2013 年起,夏里特医学院设立了一处纪念场所,以铭记加害者和受害者,以及那些遭受迫害、驱逐或杀害的众多犹太医生和研究人员。

纳粹时期的这段经历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德国:科学不仅需要自由,还需要明确的伦理界限。因此,从干细胞研究到人工智能,各种研究伦理问题都受到了特别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