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New Work）不仅仅是新家具”

“新劳动”可以追溯到社会哲学家Frithjof Bergmann（弗里斯约夫·伯格曼） 。他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试图开发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的模式。Markus Väth 被认为是德国“新劳动“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是纽伦堡技术大学“新劳动宪章”的作者，以及讲授“新劳动”和组织发展的讲师。

Väth先生，“新劳动”是一场大趋势。究竟什么是“新劳动”？
“新劳动”体现在执行五项劳动原则：自由、自我责任、有意义的劳动、发展和社会责任。这些原则由“三 D”驱动：数字化（Digitalisierung）、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和去中心化（Dezentralisierung）。但不要忘记，“新劳动”原本是一种社会乌托邦。仅仅将“新劳动”理解为组织发展是不够的。人们需要他们“真正、真正想要”的劳动，与他们的长处和需求相吻合的劳动。只有这样，“新劳动”才能在组织中发挥作用。

“新劳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多种表现形式。“新劳动”在德国有多普遍？
有意思的是，“新劳动”这个概念似乎主要是德语国家的一种现象。比如，2019年，Frithjof Bergmann 的基础著作才从德语原著被译成英语。其他国家，如荷兰及丹麦，也实践了高度现代化的概念，但并未将其明确地称为 “新劳动”。在德国本地，我们看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企业行为，从大型的德国邮购企业到小型的中小企业，甚至手工业企业也在尝试实施“新劳动”的五项原则。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如果你认为“新劳动”不仅仅是居家办公和新的办公家具。

核心的一点是劳动的意义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赚钱。在企业里如何设想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们高估了年轻人追求意义的动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务实，并且和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一样，首先是想要多赚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比如2019年的“壳牌青年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的确，像气候保护和利益相关者价值这些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周五为未来”并不代表整个一代人。这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得到了体现：在首次投票的新选民群体中，自民党与绿党一起成为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在这些理念中，人们论及“远程”（ Remote）和“目的”（ Purpose）、自由和意义，比如对孟加拉国的工厂工人来说，这是些高不可攀的概念。“新劳动”是否只适用于西方的知识型工作者？
自由和自我责任等原则是普遍性的。20世纪80 年代，“新劳动”的发起人 Frithjof Bergmann 是最早与失业者和犯下刑事罪行的青少年合作的人。 所以，毋庸置疑，孟加拉国的工厂工人也需要“新劳动”。 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新劳动”走出办公室这个象牙塔。“新劳动”首先不是一种组织发展，而是一项使劳动世界变得更加人性化的计划，它应该在各处都得到实施。

© www.deutschland.de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regular information about Germany? Subscrib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