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首任总理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49 年 5 月 23 日，康拉德·阿登纳作为议会委员会主席在波恩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生效；这部新宪法将满目疮痍的西德转变为民主法治国家。阿登纳称其为“我们民族动荡历史中的新篇章”。数月后的 9 月 15 日，联邦议院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选举这位时年 73 岁的政治家为首任联邦总理。直到 1963 年 10 月，长达 14 年间，他主导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形态与发展方向。 

从科隆市长到纳粹政权的反对者 

康拉德·阿登纳于 1876 年 1 月 5 日出生于科隆，是司法秘书约翰·康拉德·阿登纳与妻子海伦妮（娘家姓沙尔芬贝格）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家庭环境属于天主教公务员家庭中较为清贫的一类。阿登纳学习法律，早年便投身地方政治。1917 年，他出任科隆市长，推动城市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并于 1921 年兼任普鲁士邦议会主席。 

随着纳粹党上台，阿登纳成为纳粹政权的打击目标。1933 年，他拒绝到机场迎接阿道夫·希特勒，并禁止在市政桥梁悬挂纳粹旗帜。不久后，新政权将他罢免。1944 年 7 月 20 日希特勒遇刺后，阿登纳甚至被监禁；但通过教会方面的斡旋，数周后重获自由。 

阿登纳反对纳粹独裁统治，但并未加入任何抵抗组织。这一时期的信件显示，他是一个深受伤害、但同时具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对“未来”抱有希望。1945 年后，他成为英国占领区“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46 年担任党主席，并逐渐成为西德政坛的领袖人物。 

西方阵营的构建者 

阿登纳作为总理的政治路线很明确：他将联邦德国与西方阵营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紧密绑定。1955 年，他顶住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对声浪，通过建立联邦国防军实现重新武装。在阿登纳领导下，联邦德国先后加入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之后又成为西欧联盟、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成员。由此，西德发展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德国重新统一却变得遥遥无期，两大阵营的对峙也日益加剧。 

阿登纳采纳了时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 1948 年货币改革的基础上，通过负担平衡（一项旨在补偿战争受害者和被驱逐者的大规模再分配计划）以及广泛建立的社会福利国家体系，实现了“经济奇迹”，并稳固了年轻的民主政体。 

在外交政策上，阿登纳作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1952 年，他与以色列及犹太追讨委员会 (Jewish Claims Conference) 签订《卢森堡协定》——这一在当时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举措，标志着德国走向赔偿和承担责任的道路。1955 年，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成功促成了苏联遣返德国战俘。1963 年，他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共同签署了《爱丽舍条约》，标志着德法两国的和解——这是两国在日益融合的欧洲中建立至今仍持续的密切伙伴关系的起点。他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建设欧洲，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从今日视角看，这几乎是一句预言。  

精于算计与认知盲区 

阿登纳以强烈的权力本能执政。他将总理府打造为共和国的神经中枢，主导着政党、议会党团及执政伙伴，甚至动用联邦情报局监控政治对手——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治标准。 

阿登纳的人事政策同样备受诟病：他任命前纳粹政权高官汉斯·格洛布克作为总理府核心幕僚；联邦各部委中许多高级官员曾是纳粹党成员。旧精英阶层的延续成为阿登纳时代黑暗的篇章之一。 

在 1962 年的“《明镜》事件”中，他谴责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对联邦国防军的批判性调查报道是“叛国的深渊”，再次暴露了阿登纳的专制倾向——而公众的强烈愤慨最终强化了新闻自由，也催生了他总理生涯的终结。康拉德·阿登纳一直担任基民盟主席直到 1966 年，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联邦议院议员；1967 年 4 月 19 日，他于勒恩多夫去世，享年 91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