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尔霍夫女士，和平有科学公式吗？

德特尔霍夫女士，学术界能否解释如何实现持久和平？

遗憾的是，和平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的世界或许会截然不同。只要人们还在争夺稀缺资源，冲突就会存在。关键在于防止冲突以暴力方式解决。为此，我们已知一些重要前提：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少发动战争；有共同规则来限制暴力、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以及有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其中许多条件。但即使是最完善的模式，如果各国不愿加以利用，也无法维护和平。

战争真的可能因意外而爆发吗？

是的，当两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对手对峙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双方在安全方面投入越多，对方就越感到受威胁。误判和误解会日益加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双方原本都想避免的战争。这就是贯穿冷战时期的经典安全困境。

什么决定了和平谈判能否成功？

首先，交战各方必须相信，通过谈判能比通过暴力获得更多，例如因为他们面临军事或国内政治压力。如果“全有或全无”的思维占据主导，谈判几乎不可能进行。此外，关键在于所有相关方都能坐到谈判桌前，并且合适的调解人能够建立信任。有帮助的是那些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且执行情况可以核查的较小协议。最终必须达成一个为所有参与方提供未来前景的解决方案。否则，就有再次诉诸暴力的危险。

过去，和平研究在缓解冲突方面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

仅有科学认识从来不是结束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们可以提供帮助。北爱尔兰冲突就是一个例子，那里运用了“冲突转化”的理念。其核心不仅在于终止暴力，更在于从长远角度改变冲突各方之间的关系。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和苏联一度处于核战争边缘，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缓和局势中发挥了作用。在和平谈判中，理论与实践也往往紧密相连。哈佛大学的“Getting to Yes”（意为“如何达成共识”）理念便是其中一例。其基本理念是：冲突各方不应固守僵硬的要求，而应找出对另一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尤其在危机时期，德国外交政策能从和平研究中汲取哪些经验？

正是在危机时期，外交政策保持与学术界的交流尤为重要。因为此时往往没有时间去充分探讨各种可行的行动方案。这会导致视野狭隘，从而忽视重要的视角。学术界可以帮助拓宽这种视野，并发现新的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