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类问题做好了准备”

伦理委员会主席Alena Buyx谈关于疫苗强制接种的争论、对疫苗接种速度的批评和医学伦理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Alena Buyx,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
Alena Buyx,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 dpa/pa

Alena Buyx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202011月,这个专家委员会与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STIKO)和利奥波迪纳国家科学院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在德国分发Covid 19疫苗的立场文件。该文件是STIKO建议的基础,而现行的疫苗接种优先次序正是基于该建议。

Buyx教授,伦理委员会是如何进行优先级排序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一起研究了相关的宪法法律和道德原则,即自决、减损和良善,当然还有正义和普遍的平权,以及团结和紧迫性。我们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具体问题,并将其与现有的科学认识联系起来,由此列出了大致的优先项。

也就是说STIKO只在此基础上做了些“微调”?

是的,因为当时还不清楚,比如哪些疫苗会首先获得批准,或者医疗系统中哪些人的感染风险最高。随着研究成果不断增加STIKO将这些建议具体化。这种评估是持续进行的,并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在该文件中,伦理委员会也表示反对疫苗强制接种。不过,对于是否应将接种疫苗作为入场参加活动的先决条件,以及护理人员是否有义务接种疫苗等问题,都仍在讨论。从伦理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文件中,我们出于伦理原因排除了普遍强制接种的选项。至于个别领域的接种义务,我们的态度是,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对于接种过疫苗的人是否真的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人,我们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第二,这种强制义务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想象,例如,在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保护非常脆弱的人的情况下。在如何对待已接种疫苗者的问题上,我们将来可能需要展开一场社会大讨论。

如今还有一场讨论正围绕德国和欧盟的疫苗采购政策以及德国疫苗接种运动的进展展开。您怎么看这方面的争论?

我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也觉得这个进展太慢。追问事情整体进展如何,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有它的意义。但目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分析瓶颈在哪里。一开始不会有足够的疫苗,这一点毋庸置疑 -- 现在要做的是优化现有剂量的分配。当然,在技术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例如在接种预约的安排方面。重要的是,如果在前一组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里有人放弃,就应当让下一组迅速补上。这方面的流程还不够顺畅,对此我们也需要一点理解:情况极为特殊,学习曲线陡峭。

您说自己缺乏耐心,那您是否已经打过疫苗了?

没有,不过我算着日子和星期呢。什么时候轮到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打。我虽然是医生,从事医疗卫生事业,但我不直接与病人打交道。

我认为,德国必须表现出团结精神,参与COVAX等国际疫苗倡议。

Alena Buyx,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

从全球角度看,疫苗公平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伦理委员会是否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这不在我们的问题之列,但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伦理学者,无法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也不可无视全球的人们都受到这一流行病影响的事实。所以我认为,德国必须表现出团结精神,参加诸如COVAX(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等国际疫苗倡议,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为使较为贫穷的地区也能迅速获得疫苗,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同时,德国和欧盟应尽早找到一种机制,立即将其订购的多余疫苗转给发展中国家。

在疫情中,您和您的同事们的医学伦理评估非常有必要 -- 前一阵是关于分流,即救治病人的优先级,现在则是疫苗的分配。新冠疫情是否是您所在学科的试金石?

这个观察是对的,但我不会把它称为试金石。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我们其实可能已经做了“深入思考”。我自己在十年前就曾在一本书中撰文讨论大流行中的团结问题,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面对真正的大疫情:长期以来,我们医学伦理学者一直致力于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或个人权利与公众需求的平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的学科在疫情中也仍在继续发展:从理论上思考一些问题是一回事,而面对一个已经进入政治公共议程的真正的大疫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理论得以证明自己同样存在于实践中....

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指责,我一直认为是不公平的。诚然,毋庸置疑的是:理论是纯净的,它比现实更有逻辑性,因此也更简单。尽管如此,现实中也必须认真对待理论,这是一种相互影响。而我们现在正在实时体验这种相互影响,也是非常难得了。

 


Alena Buyx自2020年5月起担任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她于2016年进入该委员会。作为一名医生,她进一步修读了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位,并曾在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做研究。自2018年起,她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担任医学与健康技术伦理学教授。


 

© www.deutschlan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