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 Contra
选择党禁令：支持与反对的理由分别是什么？
是否应针对选择党启动禁令程序？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赖和联邦宪法法院前院长汉斯-于尔根·帕皮尔持不同立场。
Pro
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赖曾任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近现代史教授。2026 年出版了他的阿登纳传记《灾难之后的总理》。
Contra
宪法学者汉斯-于尔根·帕皮尔曾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 (2002–2010)。2026 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不可侵犯：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联邦宪法法院决定着民主与自由的未来》。
弗赖先生、帕皮尔先生，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43.8% 的选票。这样的选举结果对关于可能启动禁令程序的讨论意味着什么？
汉斯-于尔根·帕皮尔：我的看法不同。禁止一个政党本质上是一种非民主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民主。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在满足极其严格的前提条件时才能动用。就选择党而言，我认为要求启动禁令程序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在政治上极不明智。这只会强化该党的势力，并导致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支持提出禁令申请？
弗赖：我当然既不了解联邦宪法保卫局掌握的所有关于选择党的情报，也不清楚上述各州宪法保卫局将当地选择党州级组织认定为“确凿的极右翼组织”的具体决策依据。但我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以比约恩·霍克为首的图林根州选择党的发展，因此坚决认为，即便不是在联邦层面，至少在那里，依据《基本法》第 21 条第 2 款提出禁令申请是迫切必要的。当然，是否下达政党禁令，最终由位于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决定。但在我看来，提出禁令申请的理由已经足够充分。
帕皮尔：关键在于存在哪些依据。必须能够证明，选择党作为一个整体政党拥有一种战略构想，例如意图借此推行“族裔-文化归属”的理念，并在此过程中蓄意侵犯《基本法》对特定人群的人格尊严保障。仅仅证明该党存在大量带有族裔-血统式民族观念、以及排外或反移民性质的言论，并不足以构成依据。该党必须是有计划、持续地通过符合条件的预备性行动，致力于实现某个违宪的政治目标。而根据公开已知的信息，并无可以证实的依据。
可以禁止一个被数百万人选举的政党吗？
帕皮尔：无论如何，禁止一个政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当大一部分有选举权的公民将事实上失去选举权。当选的议员将被逐出议会，因为一旦政党被禁，他们也会失去议席。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会出现“残缺议会”，从而削弱议会的整体合法性，并使议会民主受到质疑。不过，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党的规模并不构成禁止它的障碍。若要禁止一个政党，该党必须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具备颠覆或损害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能力。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还存在另一项要求，即“潜在性”要求。一个政党规模越大、越成功，其潜在性就越高，因此，除了该党是否违宪这一问题之外，这一因素恰恰不会成为禁止它的障碍。
启动禁令程序会产生什么效果？
弗赖：我期待此举能在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之前——毕竟裁决不会很快出台——就产生一种警示作用。放弃启动程序则存在一种危险，即当前选择党所获得的追捧还会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因为，这样做实际上等于默认了德国早已有太多人持有的想法：即选择党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政党，只不过在他们眼中比所有其他政党都更有吸引力。
帕皮尔：在我看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禁令程序是极其鲁莽的，可能会导致该党在广大民众中获得舆论和道德层面的抬升。因此，我认为对议会民主制度而言，更大的危险在于一场最终失败的禁令程序。
政党禁令程序是如何进行的？
只有联邦宪法法院才能宣布政党禁令。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或联邦政府均可提出申请。仅有违宪立场不足以构成禁令的理由。该政党必须积极致力于破坏或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此外，还必须有具体证据表明该政党有可能实现其违宪的目标。如果一个政党被禁止，它将被解散；组建替代组织同样被禁止。禁止政党的程序源于德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魏玛共和国 (1919–1933) 的覆灭及其后纳粹主义时期的经历。纳粹分子利用民主工具——如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从内部瓦解并废除了民主制度。 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联邦宪法法院曾两次宣布政党禁令：1952 年针对具有纳粹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帝国党 (SRP)，1956 年针对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 (K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