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妥协在德国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明克勒先生，如今德国被视为一个倾向于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国家。这主要是从 20 世纪的灾难中汲取的教训——还是说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得更久远，比如追溯到联邦制和教派分裂的神圣罗马帝国？ 

历史学家们或许仍记得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妥协做法，但除了少数人之外，它并不是政治阶层思维的一部分。当然，确实存在一种集体记忆，它体现在政治实践和仪式中，并在其中延续着，而参与者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德国历史上，也存在过不妥协的政治阶段，在这些时期，“不妥协”已成为坚定决心的代名词，例如在威廉二世时期和纳粹时期。当这些阶段相继导致毁灭之后，妥协作为民主治理模式又重新被置于前台。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制度也因达成妥协的必要性及其给各政党带来的挑战而最终失败。  

1945 年后，联邦德国的政治秩序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与《魏玛宪法》一样，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中也明确规定了选举制度必须采取妥协方案，即比例代表制。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立法任期由单一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即 1953 年至 1957 年。除此之外，始终必须组建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谈判本身就是一次大的妥协，随后又会有许多小的妥协。这一点以及共和国的联邦制结构，对德国妥协文化的形成，比 1806 年已不复存在的旧帝国的影响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回顾德国历史：三十年战争中的哪些经验，对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达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交战各方都已不再具备获胜的现实希望，尤其是维也纳皇室和由巴伐利亚领导的天主教联盟——他们曾长期自认为胜券在握。他们在扬考和楚斯马斯豪森遭受的失败，显著增强了他们签署已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谈成的和约的意愿。长期以来，套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和平谈判不过是以另一种手段继续战争，即用笔而非剑进行战斗。谈判地位随着各自的战争形势而变化。而 1648 年的形势对双方都不乐观：部分雇佣军已脱离政治指挥，自行其是地作战，即不再对抗敌方军队，而是掠夺农民。战争已经失控。为了重新掌控局势，必须缔结和平协议。 

能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直追溯到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几乎不可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年战争及其可怕的伤亡数字和对整片地区的破坏，一直是“绝不能再发生之事”的代名词。1945 年后，这一印记在集体记忆中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覆盖，至今仍然如此。  

德国的妥协文化在危机时期是一种特殊的优势——还是也可能阻碍必要且快速的决策？ 

两者皆有。妥协是一种政治工具，可以用来应对挑战。但这并非总是可能——也并非总是有意义。真正强大的政治文化，是将妥协与果断、目标明确的行动结合起来：根据政治形势，即着眼于挑战以及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灵活运用这两种方式。为了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需要一个具备判断力的政治阶层——而在民主国家中，还需要同样具备这种判断力的多数民众。判断力的缺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核心脆弱点。  

您认为这与部分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壮大有关联吗？ 

德国选择党目前获得的支持，也是对德国妥协文化的一种抵制所致。威权政党总是从对妥协的蔑视中获益。对不妥协的渴望与对威权领导人的偏好是相伴而生的。